本篇是王充所作的一篇书评，故以《案书》为名。案即为作案语之意，评论各书的是非得失。
王充在本篇中列举了自先秦至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缺点。从其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坚持著书立说必须“得实”，即真实地记录与反映实际情况，而不应“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要有益于“富民丰国，强主弱敌”，而不应“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要在书中表达明确的观点，解决众说纷纭的问题，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乱丝”，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总之写文章要内容真实可靠，有利于国计民生，论点要鲜明，有自己的见解。在品论作者和作品时，王充反对“珍古不贵今”，认为“才有高下，言有是非”，古今都无例外。认为“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认为要客观实在地评价作者与作品。
以上这些主张，可以说是王充撰写《论衡》时遵循的原则，可以将此作为了解王充思想的工具。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鼻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学说被废弃不用的原因，在于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尊崇鬼神，主张与行为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叫人难以顺从了。墨家的观点是怎样自相矛盾、违背事实的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那么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由死人的精神变的，尊崇死人的精神却又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尊重而对死人的尸体鄙薄啊。薄厚的待遇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就会触怒鬼神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怨恨活人。人之常情是希望被优待而憎恶被薄待的，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如果采用墨子的主张来侍奉鬼以祈求福佑，那么恐怕福佑极少来而祸害反而常至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他各种情况，那么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的情况，往往自相矛盾。所以墨家的主张被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家的墙壁中。孝武帝时，鲁恭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以扩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都传授《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高足弟子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人，《左传》中的记载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中的内容不相符合。再说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与《左传》的作者左丘明相比距离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记录传闻之事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传》，他的仆人、妻子都能诵读《左传》。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设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的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被罢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才力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至于《左传》记载了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略与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鬼神之事”的宗旨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样的一部书。《国语》是《左传》的外传，《左传》解释《春秋》，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录《国语》的辞语去充实《左传》的内容。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应该是世间儒生所传习的最符合《春秋》实情的书了。
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子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公孙龙有《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意逻辑的曲折变化，并没有对道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广大而无边际，虽然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好作夸张狂妄的言辞，没有实事求是的验证；好写浮华虚妄夸大荒诞的文章，并不详细明察事物的实际内容。商鞅辅佐秦孝公，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桓公，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致力于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强大本国削弱敌国，使赏罚变得公平，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司马迁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所从。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对苏秦的死亡情况很清楚，就应该遵照张仪的说法，来确认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应诏续写《史记》，难道说《苏秦列传》是冯商写的吗？否则，为什么这两种说法有如此大的矛盾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代代相传，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精气而出生的。但在《殷本纪》中，却又说契的母亲简狄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时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契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这两件事分别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而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的。现在司马迁说简狄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姜嫄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是混淆是非的说法。
《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新语》为陆贾所作，是对董仲舒有深刻影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都是君臣之道、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记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有所超过和增加。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来雨水，就让人很难理解了。招致旱灾是因为没有举行雩祭，就像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是晋侯的过错吗？还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而造成旱灾呢？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在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以后，晋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与晋侯一样因没有祭祀而遭祸，这是可以继续做的。如果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从政治上想办法来消除旱灾。政治上有偏颇失误，而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这样做能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就会交替发生，自然规律本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置土龙呢？举行雩祭是要神灵高兴吗？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并没有消除，那么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本身。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佑，不能理解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如果是为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置土龙的办法来祭祀寒温了。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洋洋乎盈耳哉乱者，于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董仲舒著的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的才学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论见，扬雄的论述过于高深，世人很难理解。相比之下董仲舒论说道术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更为高明。谶书上说“董仲舒乱我书”，这大概是孔子说的。读了这句话的人中，有人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是整理的意思，就是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个“乱”字，被解释为整理与弄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然而读者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于孔子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对于司马迁和扬雄都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实际，考察事物违反了实情，因此两种说法的对错难以确定，被反复拿来论说。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并没有违背儒家的思想，没有违背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从师挚开始演奏，到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的学说。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用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概也属于这一类。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RARE_不必骥，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但是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人了。所以董仲舒的文章水平人们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了。骥与一般的马相比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有些马同样能日行千里，然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如果有个人，文章同董仲舒不相上下，论述与桓君山并驾齐驱，声望却始终不能与此二人相比，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马能日行千里的，不一定要叫骥或騄，人们期望出现的贤智之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追得上就是证明。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著作。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论说错误而肯定虚假的东西，论述者想要核实订正它们，是很难办到的。官员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如果无法决断是非，无法分清曲直，世人必然会认为官员和狱吏的才干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难，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判断，与能够剖析模糊不清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言论没有别人不可知晓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之处的人相比，谁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值得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需要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宗旨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迴、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扬子云反《离骚》之经，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社会习惯于贵古而贱今，认为当代的书籍不如古代的文章。实际上古代与现代是一样的，著书的人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区分好坏而只是珍视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更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没能位列公卿，但确实是才智博大精深，是文雅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深浅，而与古今无关；文章的内容有对有错，这与新旧无关。广陵的陈子迴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记好像唐林、谷永的一样，放在一起来比较它们的长处，其优美的程度是一样的。在当今之世他们还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芭随即就为之宣扬。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芭共在一个朝代，目睹奇妙之书，不因为作品写作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表示仰慕，不因为与作者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其经历平凡而轻视他，爱好奇书而没有止境，所以奇书名声久传不绝。扬子云反《离骚》作赋，然不能全反《离骚》之意，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夺目突出。《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书籍，即使不能全都见到，但书籍的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稍微列举其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宗：创始人。墨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案：考察且：连词，表示进一步发表议论议：通“义”，道义。右：尊崇，信奉。道乖相反违其实：道理自相矛盾，违背实际情况。关于王充对墨家的评价，在《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论述。乖，违，背离。宜：当然。精：精神使：假使，如果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据上文“使鬼…
儒家之宗〔1〕，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2〕。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3〕，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4〕。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5〕，道乖相反违其实〔6〕，宜以难从也〔7〕。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8〕，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9〕，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10〕，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11〕，终以死恨〔12〕。人情欲厚恶薄〔13〕，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14〕，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15〕，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16〕。
《春秋左氏传》者〔1〕，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2〕，得佚《春秋》三十篇〔3〕，《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4〕，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5〕，太史公汉之通人也〔6〕，左氏之言与二书合〔7〕，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8〕。又诸家去孔子远〔9〕，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10〕。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11〕。范叔寻因罪罢〔12〕。元、叔天下极才〔13〕，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4〕，范叔章诎〔15〕，《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6〕，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7〕。《吕氏春秋》亦如此焉〔18〕。《国语》〔19〕，《左氏》之外传也〔20〕，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21〕。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22〕。
公孙龙著《坚白》之论〔1〕，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2〕，无道理之较〔3〕，无益于治。齐有三邹子之书〔4〕，瀇洋无涯〔5〕，其文少验〔6〕，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7〕，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8〕，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9〕。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10〕。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11〕。而太史公两纪〔12〕，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13〕，苏秦之死，仪固知之〔14〕。仪知各审〔15〕，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16〕。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7〕，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8〕？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9〕，自黄帝转相生〔20〕，不更禀气于天〔21〕。作《殷本纪》〔22〕，言契母简狄浴于川〔23〕，遇玄鸟坠卵〔24〕，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25〕，见大人迹〔26〕，履之则妊身〔27〕，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28〕。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29〕，误是非之言也〔30〕。
《新语》〔1〕，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2〕，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3〕，参贰经传〔4〕，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5〕。陆贾之言，未见遗阙〔6〕，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7〕，土龙可以致雨〔8〕，颇难晓也〔9〕。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10〕，岂晋侯之过邪〔11〕？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12〕？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13〕，用郑子产之言〔14〕，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15〕。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16〕，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17〕，足以复政〔18〕。”阴阳相浑〔19〕，旱湛相报〔20〕，天道然也〔21〕，何乃修雩设龙乎〔22〕？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23〕，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24〕。独为亢旱求福〔25〕，不为寒温求祐〔26〕，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27〕，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28〕！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1〕。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2〕，其余泾渭也〔3〕。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4〕，子云无世俗之论〔5〕。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6〕。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7〕，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8〕；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9〕，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10〕，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11〕，二语不定〔12〕，转侧不安〔13〕。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14〕，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15〕乱者，于孔子言也〔16〕。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17〕。皮续《太史公书》〔18〕，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19〕，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20〕，必将有义，未可怪也〔21〕。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1〕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2〕。知德所慕，默识所追〔3〕，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4〕。质定世事〔5〕，论说世疑〔6〕，桓君山莫上也〔7〕。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8〕。骥与众马绝迹〔9〕，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10〕，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11〕，文偶仲舒〔12〕，论次君山〔13〕，终不同于二子者〔14〕，姓名殊也〔15〕。故马效千里〔16〕，不必骥
〔17〕，人期贤知〔18〕，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19〕，利钝乃知；二论相订〔20〕，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21〕，桓宽之《盐铁》〔22〕，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23〕，言非是伪〔24〕，论者实之〔25〕，故难为也。卿决疑讼〔26〕，狱定嫌罪〔27〕，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28〕，两传并纪，不宜明处〔29〕，孰与剖破浑沌〔30〕，解决乱丝〔31〕，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32〕。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33〕；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34〕。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1〕。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2〕，位虽不至公卿〔3〕，诚能知之囊橐〔4〕，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5〕，太伯之《易章句》〔6〕，文术之《咸铭》〔7〕，君高之《越纽录》〔8〕，长生之《洞历》〔9〕，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10〕，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迴、颜方〔11〕，今尚书郎班固〔12〕，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13〕，虽无篇章〔14〕，赋颂记奏，文辞斐炳〔15〕，赋象屈原、贾生〔16〕，奏象唐林、谷永〔17〕，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18〕，使在百世之后〔19〕，则子政、子云之党也〔20〕。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21〕；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22〕。非、斯同门〔23〕，云、铺共朝，睹奇见益〔24〕，不为古今变心易意〔25〕；实事贪善〔26〕，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27〕，好奇无已〔28〕，故奇名无穷。扬子云反《离骚》之经〔29〕，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30〕。《六略》之录万三千篇〔31〕，虽不尽见，指趣可知〔32〕，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1〕 宗：创始人。
〔2〕 墨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案：考察
〔3〕 且：连词，表示进一步发表议论
〔4〕 议：通“义”，道义。
〔5〕 右：尊崇，信奉。
〔6〕 道乖相反违其实：道理自相矛盾，违背实际情况。关于王充对墨家的评价，在《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论述。乖，违，背离。
〔7〕 宜：当然。
精：精神
〔8〕 使：假使，如果
〔9〕 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据上文“使鬼非死人之精也”，疑本句“人”字前脱一“死”字。审，确实。
〔10〕 不相胜：不相称。
〔11〕 有：据文意，疑为“右”字之讹，形近而误。
〔12〕 死：指死人的尸体。
〔13〕 恶：讨厌，憎恨。
〔14〕 事：侍奉。
〔15〕 况：推论。
〔16〕 以：原因。
〔1〕 《春秋左氏传》：即《左传》。
坏：拆毁
〔2〕 鲁共王：汉景帝的儿子刘余。共，通“恭”
〔3〕 佚：失落，散失，失传。
〔4〕 公羊高：战国初期齐国人，相传是《春秋公羊传》的作者。穀梁寘（zhì）：又名“穀梁赤”，战国初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穀梁传》的作者。胡母氏：即胡母子都，“胡母”是复姓，又作“胡毋”，汉景帝时因精通《公羊传》而为博士。
〔5〕 《礼记》造于孔子之堂：《礼记》，儒家经书之一，是儒生解说《礼》经的一部著作，因为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所作，所以王充说“造于孔子之堂”，意思是掌握孔子的思想到达登堂入室的地步。
〔6〕 通人：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人。
〔7〕 二书：指《礼记》与《史记》。
〔8〕 不相合：指与《礼记》《左传》不相符合。
去：距离
〔9〕 诸家：指除《左传》以外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10〕 “刘子政玩弄《左氏》”二句：参见《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刘向。玩弄，这里指欣赏和喜爱。玩，观赏。弄，摆弄。童仆，奴仆。童，僮仆，奴仆。呻吟，诵读。
〔11〕 “光武皇帝之时”几句：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王莽时立过博士。新朝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后汉书·范升传》记载，汉光武帝时，又发起了设立《左传》博士的议论，陈元赞成而范升竭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论辩是非。后光武帝采纳了陈元的建议，设立了《左传》博士。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指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等官。连属（zhǔ），接连不断。条，条陈，上书陈述。
罢：罢官
〔12〕 寻：不久
〔13〕 极才：最上等的人才。
〔14〕 讷：用同“纳”，被采纳。
诎：通“黜”，排斥，摒弃
〔15〕 章：奏章
〔16〕 言多怪：指《左传》的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孔子不语怪、力：出自《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力，暴力
返：同“反”
〔17〕 颇：稍
〔18〕 《吕氏春秋》：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著作。
〔19〕 《国语》：据说是左丘明编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20〕 《左氏》之外传：据说《左传》《国语》都是左丘明编著的，《左传》被认为是解说《春秋》的，故称为“内传”，《国语》被认为是补充《左传》不足的，又名《春秋外传》。
实：充实
〔21〕 复：又
实书：真实可靠的书籍
〔22〕 世：世间
〔1〕 公孙龙：战国时名家，著有《公孙龙子》。他在同别人的辩论中，强调概念的规定性与差别性，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由于过度夸大了这种差别性而往往陷入诡辩。《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折曲：曲折
〔2〕 务：致力于
〔3〕 较：用同“校”，考校，研讨。
三邹子：子，底本作“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改。指邹忌、邹衍、邹奭，都是齐国人。邹忌曾任齐威王相，邹衍、邹奭都是阴阳家
〔4〕 齐：战国时齐国，在今山东北部
涯：边际
〔5〕 瀇洋：汪洋。瀇，水深广貌
〔6〕 验：验证，证据。
侈纵：谓言语夸大，行为放纵。侈，夸大。纵，放纵，狂妄
〔7〕 率：大都
〔8〕 夸诞：虚妄不实。夸，夸张。诞，荒诞，虚妄。
〔9〕 《耕战》之术：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本作《农战篇》。
〔10〕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篇》。
〔11〕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亡佚。
〔12〕 两纪：把它们一同记载下来。
苏秦：战国时政治家，主张“合纵”，即关东六国联合抗秦
〔13〕 张仪：战国时政治家，主张“连横”，即关东六国与秦结为联盟
〔14〕 固：本来。
审：清楚，明白
〔15〕 各：独特。多指人的性行与众不同，这里指特别
〔16〕 两传其文：《史记》中对于苏秦之死有两种记载，《苏秦列传》说，苏秦当时在齐国当客卿，齐国大夫与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国做官，与燕国通谋，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两传，并传。
张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修《史记》。“张”疑当作“冯”
〔17〕 东海：郡名。秦置，治所在郯县（今山东郯城北）。楚汉之际为郯郡，后复为东海郡
邪：表示疑问的语气词
〔18〕 岂：其。表示估计、推测，相当于也许、莫非。《苏秦》：指《苏秦列传》
〔19〕 《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周厉王时的世系。
〔20〕 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21〕 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是另外从天禀受精气而生的。更，另外。禀，承受。参见《奇怪篇》。
〔22〕 《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简狄：人名
〔23〕 契：传说是商朝的始祖
〔24〕 玄鸟：燕子。
后稷：传说是周朝的始祖
姜嫄：人名
野出：到野外去
〔25〕 《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迹：脚印
〔26〕 大人：巨人
妊身：怀孕
〔27〕 履：踩
〔28〕 兼纪不别：同时记载下来而不加以区别对错。
〔29〕 节：礼节。
〔30〕 误：惑乱，混淆。
〔1〕 《新语》：陆贾的著作。
〔2〕 相被服：形容受影响之深，如同被子、衣服贴在身上一样。
〔3〕 鸿：大。知（zhì）：同“智”，智慧。
〔4〕 参贰：指可以与经传合成为三，或与其中之一合成为二，意思是可以并列。
〔5〕 过增：有所超过和增加。
〔6〕 遗阙：遗漏缺失。阙，残缺，不完善。
〔7〕 雩祭可以应天：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降雨。王充对于此说的反驳，参见《明雩篇》。雩祭，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应，感应。
〔8〕 土龙可以致雨：董仲舒认为遇到旱灾就用土堆成土龙，举行祭祀，这样就能感动上天降雨。参见《春秋繁露·求雨》。王充在《明雩篇》对此说曾进行了反驳，又在《乱龙篇》承认了此说。土龙，用土堆的龙。致，招致。
〔9〕 晓：理解。
〔10〕 夏郊：传说夏代在祭天时以夏禹的父亲鲧配祭，这种祭祀叫“夏郊”。郊，古代君主在都城的南郊祭天叫“郊”。
晋侯：指春秋末期的晋国君主晋平公。据说一次晋平公生病，子产认为是由于没有祭祀鲧的缘故。后晋国按照子产的建议，祭祀了鲧，晋平公的病就好了。王充曾对此说法加以反驳，参见《死伪篇》
〔11〕 岂：这里用来表示推测的语气
〔12〕 阴阳不和：阴气阳气不协调，指天气不好，造成旱灾。
〔13〕 寝疾：卧病不起。
〔14〕 郑：春秋时期郑国，在今河南新郑一带。
〔15〕 再：继续。
〔16〕 亏：损，坏。
节：节操，操行
〔17〕 亢阳：阳气过盛，这里指君主骄横。亢，高
〔18〕 复政：据《顺鼓篇》“人君亢阳致旱”，疑当作“致旱”。
〔19〕 浑：混杂。
〔20〕 湛：大水，涝。
〔21〕 天道：自然之道。
〔22〕 乃：却。
〔23〕 变复：宣扬“天人感应”理论的人把自然灾害与不正常现象说成是天降灾异，进行谴告，只要君主行先王之道或进行祭祀祈祷，就可以使灾异消失，叫“变复”。变，指自然灾害或不正常现象。
〔24〕 咎：罪过。
〔25〕 亢旱：大旱。
〔26〕 求祐：求神保佑。
〔27〕 报：指报答恩德而举行祭祀。
〔28〕 第：但，姑且。
过：超过
〔1〕 殆：大概
〔2〕 河汉：这里形容司马迁和扬雄的学问如同黄河、汉水一样博大精深。河，黄河。汉，汉水。
〔3〕 泾渭：这里指水势比黄河、汉水小的河流，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马迁、扬雄。泾，泾河。渭，渭河。
〔4〕 臆中：主观判断。
〔5〕 世俗：意为世俗之人能够理解的论说。
三家：三，据文意，疑当作“二”，指司马迁，扬雄
尚：上
〔6〕 北：疑为“比”字之讹，形近而误
董仲舒乱我书：据说是孔子死前的话，其实是后人伪造的。王充在《实知篇》批驳了此种说法
〔7〕 谶书：记载谶语的书。谶，谶语，一种预言
〔8〕 烦乱：扰乱，弄乱。
本实：根本事实。本，根本。实，事实
〔9〕 省：明了
〔10〕 圣人：这里指孔子。
情：实情
〔11〕 失：违反
〔12〕 二语：指“烦乱”和“整理”这两种说法。
〔13〕 转侧：翻来覆去。转，辗转。侧，反覆，反复。
〔14〕 及：疑为“反”字之讹，形近而误。
〔15〕 “孔子曰”几句：引文参见《论语·泰伯》。师挚，春秋时鲁国的乐师，名挚。始，乐曲的开端，序曲。《关雎》，《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乱，乐曲结尾的一段，一般由多种乐器合奏。洋洋，形容乐音丰富优美。乎，句中语气词。盈，充满。
〔16〕 于：疑为“终”字之讹，“于”繁体“於”与“终”形近而误。
〔17〕 尽也：据文意，疑为衍文，后人注释误入正文。
〔18〕 皮续《太史公书》：疑本句“皮”字前脱“班书”二字。据《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班彪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其子班固据此写成《汉书》。《太史公书》，指《史记》。皮，指班彪，字书皮。
〔19〕 有“乱曰”章：先秦两汉的辞赋，最后一章常用“乱曰”开始。
〔20〕 始：疑为“治”字之讹，形近而误。
〔21〕 “必将有义”二句：王充关于雩祭以及设土龙求雨的看法，参见《明雩篇》《乱龙篇》。
〔1〕 “颜渊曰”几句：引文参见《孟子·滕文公上》。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予，我。
〔2〕 步驺：犹步趋。行进的方向、步调。
〔3〕 默识：记在心里。识，牢记。
〔4〕 嘉美：赞美。
〔5〕 质定：考订。
〔6〕 世疑：指社会上没有定论的疑难问题。
〔7〕 莫上：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了。
〔8〕 难追：很难追得上。
绝迹：足迹不相同
〔9〕 骥：好马，千里马
〔10〕 名：称为。
〔11〕 有人：这里王充指自己。
〔12〕 偶：比得上。
〔13〕 次：并列。
〔14〕 二子：指董仲舒与桓谭。
〔15〕 殊：不同。
〔16〕 效：实效，这里指实际上能达到。
〔17〕 騄：騄耳，良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
〔18〕 期：期望。
〔19〕 相割：相砍。
〔20〕 订：订正，交锋。
〔21〕 《四难》：指《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文章。
〔22〕 桓宽之《盐铁》：桓宽，字次公，汉代汝南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丞。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一书。《盐铁》，即《盐铁论》。
〔23〕 或：通“惑”。
〔24〕 是：肯定。
〔25〕 实：核实，订正。
决：判决
疑讼：疑难的案件。讼，诉讼案件，官司
〔26〕 卿：这里指汉代中央主管司法的廷尉
嫌罪：疑难案件
〔27〕 狱：狱吏，指负责审判的官吏
〔28〕 全：用同“诠”，订正。
〔29〕 宜：据《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疑为“肯”字之讹，形近而误。
〔30〕 孰与：表示抉择的习惯用语，相当于“与……相比，怎么样？”浑沌：形容糊涂不明的事物。
〔31〕 乱丝：比喻杂乱无章的事物。
〔32〕 “采毫毛之善”二句：引文参见《说苑·至公》。介，通“芥”，小草，形容轻微细小的事物。
〔33〕 义以明其行善：此句文字错乱，据下文“明其恶以讥其操”例，疑当作“明其善以义其行”。义，认为正确，赞扬。
〔34〕 会一：合一，一致。会，合。
〔1〕 贤：胜过。
邹伯奇：东汉人
临淮：郡名。西汉置，治所徐县（今江苏泗洪东南）
袁太伯：人名
袁文术：人名
会稽：郡名。秦置，汉因之，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
吴君高：吴平，东汉人，王充的同乡
周长生：东汉人，王充的同乡
辈：类
〔2〕 东番：地名，不详
〔3〕 公卿：三公九卿，泛指高官。
〔4〕 诚能知之囊橐：形容才能和智慧博大精深。诚，确是。囊橐，指口袋。知，同“智”，智慧。
〔5〕 《元思》：书名，今已亡佚。
〔6〕 《易章句》：书名，今已亡佚。章，底本作“童”，形近而误，今改。
〔7〕 《咸铭》：书名，今已亡佚。
〔8〕 《越纽录》：即今《越绝书》，袁康与吴君高合著。
〔9〕 《洞历》：书名，今已亡佚。
〔10〕 善：疑为“盖”字之讹，形近而误。
〔11〕 广陵：郡名。东汉建武十八年
〔12〕 尚书郎：东汉皇帝的秘书机构尚书台中担任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吏。
杨终：汉明帝时曾任兰台校书郎
傅毅：汉章帝时，曾任兰台令史
〔13〕 兰台：汉代宫中藏书的地方，长官叫“兰台令”。据《后汉书》杨终、傅毅传，两人没有当过兰台令，疑“兰台令”下脱一“史”字。兰台令史，是整理图书的官吏
〔14〕 篇章：这里指大部头的著作。
〔15〕 斐炳：很有文采的样子。
〔16〕 贾生：贾谊。
谷永：西汉人
〔17〕 唐林：西汉人
〔18〕 显：显赫，出名。
〔19〕 使：假使。
〔20〕 党：类。
〔21〕 采：采纳，指采纳韩非的政治主张。
宣：宣扬
〔22〕 侯铺子：侯芭，扬雄的弟子
〔23〕 同门：李斯、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24〕 益：疑为“异”字之讹，篆书形音皆近而误。
〔25〕 不为古今变心易意：意思是不根据作品产生的早晚而改变评价的标准。易，改变。
〔26〕 贪：仰慕不已。
术：据文意，疑为衍文
〔27〕 远：据文意，疑为衍文
〔28〕 无已：没有止境。已，止。
〔29〕 扬子云反《离骚》之经：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写文凭吊屈原，喜欢用《离骚》中的话，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离骚》。《离骚》，战国时楚国人屈原的作品，后人尊称它为《离骚经》。
〔30〕 “一篇文往往见非”二句：此二句疑有脱误，大意应为：一篇作品往往因为被驳难，反而使它更突出。
〔31〕 《六略》：指刘歆根据西汉内府藏书所编纂的目录《七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数术略、诗赋略、兵书略、方技略与辑略七个部分。其中辑略是总论。原书已经失传，但《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共著录书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32〕 指趣：宗旨，大意。指，旨意，意向。
（42），以广陵国改置，治所广陵县（今江苏扬州西北）。陈子迴、颜方：王充同时代的人，事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