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雩篇第四十五

变复之家，以久雨为湛，久旸为旱。旱应亢阳，湛应沉溺。

变复之家认为，雨下久了就成涝灾，天晴久了就成旱灾。旱灾是上天对君主骄横的谴告，涝灾是上天对君主迷恋酒色的谴告。

或难曰：夫一岁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风。雨颇留，湛之兆也。旸颇久，旱之渐也。湛之时，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时，未必亢阳也。人君为政，前后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时气也。《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岁直其运，气当其世，变复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过自改。旸久自雨，雨久自旸，变复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术。试使人君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旸济雨济之时，人君无事，变复之家，犹名其术。是则阴阳之气，以人为主，不说于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

有人诘难说：一年之中，或十天下一次雨，或五天刮一次风。雨稍微下得久一点，就是涝灾的预兆。天晴得久一点，就是旱灾的苗头。发生涝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迷恋于酒色；发生旱灾的时候，君主未必就骄横。君主施政，前后表现一致，但是也不时会遇到涝灾、旱灾，都是因为碰上了当时形成涝或旱的灾害之气。《范蠡·计然》上说：“太岁运行到北方，就会毁坏庄稼；运行到西方，就五谷丰登；运行到东方，就会发生饥荒；运行到南方，就会发生旱灾。”这样说来，水旱灾害饥荒丰收是和太岁运转相关联的。太岁恰好运行到某一方位，相应的灾害之气就在世上出现，变复之家就针对这种情况编造出一套说法。君主采用他们的说法，找出自己的过错加以改正。实际上天晴久了自然会下雨，雨下久了自然会转晴，变复之家于是就把晴雨的变化说成是他们的功劳，君主也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假如让君主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去寻求自己过错来改正，上天仍然会下雨，雨后仍然会天晴。晴止雨停的时候，君主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变复之家，仍然要自吹是他们的理论起了作用。这样说来，阴阳二气的变化是以人决定的，而不是统属于天的了。人不能用行为感动天，天也不会随从人的行为来应和谴告人。

《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此变复也。

《春秋》记载鲁国举行雩祭的事情，这是因天旱而以祈雨为目的的祭祀。天旱了好长时间都不下雨，鲁桓公想通过雩祭求上天的福佑，就像人生了疾病，希望通过祭祀神灵的方法来解除灾祸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变复之道。

《诗》云：“月离于毕，比滂沱矣。”《书》曰：“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然则风雨随月所离从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则湛，出南则旱。或言出北则旱，南则湛。案月为天下占，房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独为鲁也。

《诗经》上说：“月亮靠近毕宿，马上就有滂沱大雨。”《尚书》上说：“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就会风雨交加。”如此说来，风和雨是随着月亮靠近箕宿和毕宿而来的了。房星以四颗星为标志构成三条通道，日月的运行，出入于此三道之间。出于北道就有水灾，出于南道就有旱灾。另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北道就有旱灾，出于南道就有水灾。依据月亮靠近箕宿或毕宿这种自然现象作为天下风雨的征兆，月亮运行经过房宿北道或南道这种自然现象，被天下人用作观测涝旱的征兆。可见月亮经过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仅仅是为了鲁国啊。

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赍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夫如是，鲁雨自以月离，岂以政哉？如审以政令，月离于毕为雨占，天下共之。鲁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国之时，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赏罚异时，必以雨为应政令月，离六七毕星，然后足也。

有一次孔子外出，让子路携带雨具。过了一会儿，天果然下了大雨。子路问孔子为何知道要下雨，孔子说：“因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又靠近毕宿。孔子外出，子路请求带雨具，孔子不听从，出去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这是什么缘故，孔子说：“那天，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所以下雨。昨天晚上，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所以不下雨。”这样看来，鲁国下雨是因为月亮靠近了毕宿的缘故，哪里是政治造成的呢？如果确实是由于政令的缘故，那么月亮靠近毕宿预示天要下雨，这是天下所共通的预兆。鲁国下雨，天下也应该都下雨。战国时期，各国政治不同，君主施政，赏罚不在同一个时间，一定要把下雨说成是上天应和君主的政令，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反复靠近毕宿六七次，然后才能满足这种情况。

鲁缪公之时，岁旱。缪公问县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县子不听。“欲徙市，奚如？”对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公薨，巷市五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县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诗》《书》之文，月离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节度，肯为徙市故，离毕之阴乎？夫月毕天下占。徙鲁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过毕星，离阳则旸。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离毕阳，其时徙市，而得雨乎。夫如县子言，未可用也。

鲁穆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遭遇旱灾。穆公问县子：“久旱不雨，我打算通过晒巫来求雨，怎么样？”县子不赞成他的做法。穆公又说：“我打算通过迁移集市来求雨，怎么样？”县子回答说：“天子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七天；诸侯死，要在小巷里集市五天。因为天旱而迁移集市，不也是可以的吗？”考察县子的这种说法，是想通过迁移集市来求雨。考察《诗经》《尚书》上的记载，月亮靠近毕宿就会下雨。日月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它们会因为鲁国迁移集市的缘故，就移动到靠近毕宿北面的地方而使天下雨吗？月亮靠近毕宿的现象，天下人都用来预测涝旱。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改变月亮运行的轨道呢？月亮在天空运行，三十日一个周天。一个月之中，经过毕宿一次，靠近毕宿的南边就天晴。假使以迁移集市的行为去感动天，能使月亮靠近毕宿的北面，那么在月亮已经靠近毕宿南面的时候迁移集市，能够让月亮再靠近毕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吗？像县子的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用的。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义，设虚立祀。父不食于枝庶，天不食于下地。诸侯雩礼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诸侯及今长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云雨之气也，云雨之气，何用歆享？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国邑。然则大雩所祭，岂祭山乎？假令审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异川而居，相高分寸，不决不流，不凿不合。诚令人君祷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见在之水，相差无几，人君请之，终不耐行，况雨无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董仲舒向天求雨，发挥《春秋》阴阳灾变之义，设立土坛进行祭祀。父亲的亡灵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上天也不享用各诸侯国的祭品。诸侯各国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灵。如果说祭祀的是天神，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古时诸侯国以及如今郡守的祭品，天神是不享用的。天神不享用他们的祭供，他们又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如果说是祭祀云雨之气的话，云雨之气用什么来享用祭品呢？云雨之气沿着石缝蒸发出来，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不到一早上的时间，便雨及天下，这是泰山上的云雨之气。泰山的云雨之气形成的雨，能够遍及天下；小山形成的雨，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如此说来，大雩礼所祭祀的，难道是山吗？假使真的如此，也还是求不到雨的。用什么来证明呢？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尽管高低只有分寸的差别，可是不挖开堤岸，水就不会流出来，不开通河道，两条河的水就不会汇合在一起。如果让君主在河水旁边祷告祭祀，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汇合吗？这些能看见的河水，高低相差不多，君主向它祷告，终究不能使它们合流在一起，何况雨在降落之前无影无踪，深藏在高山上，君主举行雩祭，怎么能够求得它呢？

夫雨水在天地之间也，犹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赍酒食，请于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终不为之陨涕。夫泣不可请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门子悲哭，孟尝君为之流涕。苏秦、张仪悲说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傥可为雍门之声，出苏、张之说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远，音气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当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

雨水在天地之间，好比眼泪在人体中一样。有人把酒食送到一个仁慈的人面前，请求他流出仁慈的眼泪，请求者没有先哭出来，那位仁慈的人终究不会为他流泪的。眼泪不可以通过请求而流出，雨怎么又可以通过雩祭而得到呢？雍门子悲痛地哭泣，孟尝君被感动得也哭了起来。苏秦、张仪在深谷中悲痛地诉说，说得鬼谷先生眼泪流下沾湿了衣襟。有人如果能发出雍门子那样的哭声，说出苏秦、张仪那样的话来，也许可以凭此感动上天吧？再说天的耳目又高又远，声音气息与人不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又悲哀地痛哭，天不下雨反而城墙因此倒塌了。如果是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才能招来雨呢？鼓吹通过雩祭求雨的人，是以什么办法来感动上天的呢？

案月出北道，离毕之阴，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毕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之时，鲁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旷然自旸。夫如是，天之旸雨，自有时也。一岁之中，旸雨连属。当其雨也，谁求之者？当其旸也，谁止之者？

按规律，月亮出入于房宿的北道，靠近毕宿的北面，很少有不下雨的。因此说来，房宿的北道就是毕宿所在的位置。位于房宿北道的毕宿肯因为雩祭的缘故而下雨吗？孔子外出，让子路带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举行了雩祭。没有举行雩祭，仍旧有沛然大雨；不去祈求，自然会有晴朗的天气。如果是这样，天的晴雨，自有一定的时候。一年之中，晴天雨天交替出现。当天下雨的时候，是谁举行雩祭求雨的呢？当天晴朗的时候，是谁阻止上天不下雨的呢？

人君听请，以安民施恩，必非贤也。天至贤矣，时未当雨，伪请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听请之类也。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或未当雨，而贤君求之而不得；或适当自雨，恶君求之，遭遇其时。是使贤君受空责，而恶君蒙虚名也。

君主听从别人的请求，用以安定民心与施予恩泽，那必定不是贤明的君主。天是最高明的，当在不应下雨的时候，人请求上天下雨，如果就因此随便地下起雨来，就好比君主随便听从别人的请求一样。鼓吹变复之道的人，不用类推的办法去验证它，凭空吹嘘法术，迷惑君主。或者这时不应当下雨，即使是贤良的君主祈求也不会下雨；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让凶恶的君主祈雨，正好碰上下雨。这就使得贤良的君主无敌受到责备，而凶恶的君主则获得虚假的名声。

世称圣人纯而贤者驳，纯则行操无非，无非则政治无失。然而世之圣君，莫有如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审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从请求，安耐复之？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

世人都声称圣人纯正而贤者杂驳，纯正则行为品德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则政治就不会失误。然而世间的圣明君主，没有一个比得上尧和汤的。尧执政时天下发生洪水，汤执政时天下发生大旱。如果说这是由于政治所带来的，那么尧、汤都是凶恶的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带来的，那就是运行的阴阳之气引起的。阴阳之气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怎么可以通过祭祀祷告而改变呢？世上论说此事的人，仍然说尧、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是遇到了灾气的流行，那些小的旱涝灾害，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旱涝灾害的呢？确实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灾害，不去改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误，而只是举行祭祀祷告，怎么能消除灾害而恢复常态呢？世人确实认为尧、汤时的洪水和大旱，是由于阴阳之气引起的，并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导致的。天上的阴阳之气运行自有其规律，即使举行雩礼祭祀祷告，终究毫无补益。世人又说汤在桑林向上天因自己犯过的五个错误而悔过，当时立即就下了雨。如果说旱涝是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的，那么祈祷于桑林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肯定祈祷于桑林的说法，那么自然运行的阴阳之气造成旱涝的看法就得取消。世上论说这件事的人，究竟应当遵循哪一种说法呢？而救水旱灾害的办法，到底应当采用哪一种呢？

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政治之灾，须耐求之。求之虽不耐得，而惠愍恻隐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于子，孝子之于亲，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药。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无益，然终不肯安坐待绝，犹卜筮求祟，召医和药者，恻痛殷勤，冀有验也。既死气绝，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复，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无妄之灾，百民不知，必归于主。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灾变大致有两种：有由于政治导致的灾害，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政治导致的灾害，应该进行祈祷。祈祷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也表示了君主对百姓的一种仁慈怜悯的恩典，不得不那样做。慈父对于儿子，孝子对于双亲，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灵请求保佑，知道疾痛必然配药医治。即使知道是根本无法医治的病，治疗也是徒劳的，然而终究不肯让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还是要占卜求问是什么鬼神在作怪，请来医生配药，忧伤悲痛情意恳切，希望有所效验。亲人已经死亡气绝，无可奈何，还要爬上屋脊，摇动衣服招魂，悲哀悔恨思念不已，希望死者复活过来。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样。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老百姓不知道发生的原因，必然怪罪于君主。君主为了安抚民心，所以也心须举行雩祭。

问：“政治之灾，无妄之变，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修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变，历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验之？周公为成王陈《立政》之言曰：“时则物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维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谓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赈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话一言，政事无非，毋敢变易。然则非常之变，无妄之气间而至也。水气间尧，旱气间汤。周宣以贤，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连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贱。圣主宽明于上，百官共职于下，太平之明时也。政无细非，旱犹有，气间之也。圣主知之，不改政行，转谷赈赡，损酆济耗。斯见之审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鲁文公间岁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贬食省用，务啬劝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备，不改政治。变复之家，见变辄归于政，不揆政之无非。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只取灾焉！

有人问：“政治失误引起的灾祸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怎么来区别它们呢？”我认为：君主德行纯厚政治得当，灾害仍然出现，这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误，灾害应和这种状况出现，这就是政治引起的灾害。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灾害，那就在外举行雩祭而在内改善政治，用这种办法来挽回它造成的亏损；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那就在内坚持原有的政治，在外举行雩祭，用这种办法来安抚民心。意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历代不时出现，应当坚持本身一贯的做法，不应该改变政治。用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周公为周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有时灾祸会干扰政事。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上，我都没有错误，只是用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所拥有的百姓。”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算是很得当的了。知道异常的灾祸，不对百姓进行救济就不会消除，因此告诫周成王即使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要犯错误，政事上没有过失，就不要轻易改变。然而异常的灾祸，由于意料不到的阴阳之气的干扰而出现。造成水灾的阴阳之气干扰尧，造成旱灾的阴阳之气干扰汤。周宣王作为一位贤君，却遭遇长时间的旱灾。汉章帝建初元年，北面三州接连大旱，耕牛死亡人民贫乏，于是发遣流民到谷价便宜的地方求生。圣主在朝廷宽厚英明，百官在地方忠于职守，就是太平盛世。政治上没有细小的过失，旱灾仍旧发生，是阴阳之气干扰造成的。圣主知道这种情况，不改变政治行事，调运谷物救济百姓，运送丰收地区的粮食去救济灾区。这种见解确实高明，救灾的方法是非常得当的。鲁文公在位时隔年一次大旱，臧文仲对鲁文公建议：“修理城墙，减少吃食节省费用，致力农业，奖励各人做好本职工作。”臧文仲知道灾祸不是由于政治失误引起的，所以仅仅是加强预防措施，不改变政治。鼓吹变复之道的人，见到灾变总是归罪于政治原因，不考察政治上有没有过失。见到怪异就惊惧疑惑，改变原有的操行，把不应当改变的也改变了，结果只能是自取灾祸！

何以言必当雩也？曰：《春秋》大雩，传家在宣、公羊、穀梁无讥之文，当雩明矣。曾晳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

为什么说一定要举行雩祭呢？我认为：《春秋》上有关于雩祭的记载，为《春秋》作“传”的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都对此没有讥刺的说法，所以说应当雩祭是很清楚的。曾晳对孔子谈自己的志向说：“春末之时，春衣已经做好穿上，相约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趟涉沂水，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用酒食祭祀上天。”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鲁国举行雩祭的场所在沂水旁。“暮”，是晚的意思；“春”，是四月。“春服既成”，讲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经做好了。“冠者”“童子”，指的是雩祭伴奏、跳舞的人。“浴乎沂”，讲的是涉过沂水，象征龙从水中出来。“风乎舞雩”，“风”是讲唱歌。“咏而馈”，是讲唱着歌用酒食雩祭，歌唱咏诵而祭祀。解说《论语》的人，认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风，是吹干身上的水。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天气还很寒冷，怎么能在沐浴后让风吹干身体呢？由此说来，“浴”是涉水而不是沐浴，这很明确是在举行雩祭了。

《春秋左氏传》曰：“启蛰而雩。”又曰：“龙见而雩。”启蛰、龙见，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当今灵星，秋之雩也。春雩废，秋雩在，故灵星之祀，岁雩祭也。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使雩失正，点欲为之，孔子宜非，不当与也。樊迟从游，感雩而问，刺鲁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春秋左氏传》上说：“惊蛰时要举行雩祭。”又说：“龙星出现时要举行雩祭。”惊蛰与龙星出现，都在二月。春天二月举行雩祭，秋天八月也举行雩祭。春雩是为谷苗祈求雨水，秋雩是祈求谷物长得饱满。现在祭祀灵星，就是过去秋天举行的雩祭。春雩废除了，秋雩还存在，所以现在对灵星的祭祀，就是每年的雩祭。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这是称赞曾点的说法，想通过雩祭来调和阴阳之气，所以赞同他的想法。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曾点想那样做，孔子应当反对，而不该赞同。樊迟随孔子出游，对鲁国举行的雩祭有所感触而求问于孔子，这是批评鲁国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举行雩祭。

夫雩，古而有之。故《礼》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礼，故孔子不讥，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礼也。雩祭得礼，则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礼也。得礼无非，当雩一也。

雩祭，自古就存在。所以《礼记》上说：“雩祭，是通过祭祀来解除水旱灾害的。”自古就有雩礼，所以孔子对此未加讥刺，而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雩祭的大义。如果是这样，举行雩祭就已经是一种礼了。雩祭符合礼，发大水就击鼓献上牲畜祭祀土地神，这也是符合于古礼的。符合于礼就不会错，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一条理由。

礼，祭社，报生万物之功。土地广远，难得辨祭，故立社为位，主心事之。为水旱者，阴阳之气也，满六合，难得尽祀，故修坛设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义，复灾变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阴阳精气，傥如生人能饮食乎？故共馨香，奉进旨嘉，区区惓惓，冀见答享。推祭社言之，当雩二也。

按照礼的规定，祭祀土地神，是为了报答它生长万物的功德。土地宽广遥远，很难普遍祭祀到，因此建立一个社作为供奉土地神的场所，一心一意地供奉它。造成水旱灾害的是阴阳之气，它充满天地之间，很难全部祭祀到，所以修建祭坛设立牌位，恭恭敬敬地祈求，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这是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状况的办法。把对待活人的办法推行于侍奉死人，把对待人的办法推行于侍奉鬼神。阴阳精气，也许像活人一样能饮食吧？所以供奉芳香可口的祭品，诚心诚意，希望能对自己的供奉给予报答。从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说来，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二条理由。

岁气调和，灾害不生，尚犹而雩。今有灵星，古昔之礼也。况岁气有变，水旱不时，人君之惧，必痛甚矣。虽有灵星之祀，犹复雩，恐前不备，肜绎之义也。冀复灾变之亏，获酆穰之报，三也。

一年中阴阳之气调和，灾害不发生，尚且还要举行雩祭。现在祭祀灵星就是古代的雩祭之礼。何况一年中阴阳之气发生了变化，降雨天晴违背规律，君主的惊惧，必然是很痛切的。虽然有了对灵星祭祀，仍然要再举行雩祭，唯恐只有一次祭祀还不够周到，这就是一祭再祭的意义了。期望消除灾害带来的损失，获得庄稼丰收的报答，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三条理由。

礼之心悃愊，乐之意欢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欢忻以钟鼓验意。雩祭请祈，人君精诚也。精诚在内，无以效外，故雩祀尽己惶惧，关纳精心于雩祀之前。玉帛钟鼓之义，四也。

行礼的时候心是至诚的，奏乐的时候心情是欢快的。至诚可以用玉器丝帛来表达心意，欢快可以用钟鼓来检验诚意。雩祭祷告祈求，是表达君主真心诚意的。至诚的心意隐匿于内，无法表达出来，所以举行雩祭以尽量表达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诚心献到雩祭台前。就像是用玉帛钟鼓来表达祭祀的诚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四条理由。

臣得罪于君，子获过于父，比自改更，且当谢罪惶惧。于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获过之类也。默改政治，潜易操行，不彰于外，天怒不释，故必雩祭。惶惧之义，五也。

臣子得罪了国君，儿子得罪了父亲，等到自己改正时，尚且应当向着君主、父亲对自己的罪过进行道歉且惶恐不安。如果旱灾是由政治所引起的，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儿子得罪了父亲一样。不声不响地改变政治，暗中改变道德操行，不显露出来，上天的愤怒就不会解除，所以必须举行雩祭。为表达对旱灾惶恐不安的心意，这是应当举行雩祭的第五条理由。

汉立博士之官，师弟子相诃难，欲极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难，不得从说；不发苦诘，不闻甘对。导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厉，欲求铦也。推《春秋》之义，求雩祭之说；实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仲舒已死，世之论者，孰当复问？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党，为能说之。

汉代设立博士官，老师与学生互相责难，想要穷尽“道”的深意，弄清是非的道理。不进行横加责难，就得不到正确的看法；不进行一再地追问，就听不到绝妙的回答。摇动簸箕选择谷米，是想得到精米；用磨刀石磨刀，是想使刀刃锋利。以上这些议论，是为了推究《春秋》的原义，寻求关于雩祭的道理；证实孔子的想法，查考董仲舒的心思。孔子已经逝去，董仲舒已经亡殁，世间探究雩祭的人，又应当去问谁呢？唯有像孔子、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去解释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