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虚篇第十六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沉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世人相信荒诞无稽的书，认为记载在竹简帛书上的，都是圣贤传下来的，没有不对的事，所以信以为是，背诵且朗读它；看到真实正确的一般书籍，与内容荒诞无稽的书籍不一致，就把前者叫“短书”，并认为不足凭信。隐秘的事情尚且能够知晓，隐晦的情况尚且可以确定，何况浅显清楚的记载，是非对错显而易见，笼统而不加分析地一并传言它们不符合事实，这是因为用心不专一，对事情没有认真思考的缘故。

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

社会上解释儒家经典的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大多是想要标新立异，故作令人惊奇之论，用来吓唬社会上一般的人；写出怪诞古怪的书，以彰显自己不同寻常的名声。

传书言：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名！”遂去不顾。世以为然，殆虚言也。

传书上说：延陵季子外出游玩，看见路上有遗落的金子。正值夏季五月，有个穿着皮衣的砍柴人，季子就对砍柴人喊道：“把那块金子给我捡过来。”砍柴人把镰刀扔在地下，瞪眼挥手说：“为什么你这个人地位很高，见识却那么短浅；仪表庄严，言语却那么粗鄙！我正当夏季五月，穿着皮衣来砍柴，难道是为你捡金子的吗？”季子向他道歉，请问他的姓名。砍柴人说：“你以貌取人！哪里值得我把名字告诉你！”于是离开不再理睬季子。一般人都认为是这样，依我看这大概是假话。

夫季子耻吴之乱，吴欲共立以为主，终不肯受，去之延陵，终身不还，廉让之行，终始若一。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不嫌贪刀钩。廉让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难以况大。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季子使于上国，道过徐。徐君好其宝剑，未之即予。还而徐君死，解剑带冢树而去。廉让之心，耻负其前志也。季子不负死者，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子未去吴乎，公子也；已去吴乎，延陵君也。公子与君，出有前后，车有附从，不能空行于涂，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难使左右？而烦披裘者？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贤者同操，故千岁交志。置季子于冥昧之处，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后备具，取金于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时季子实见遗金，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时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传言，则言季子取遗金也。

季子以吴国争夺王位的动乱为耻，吴国公子们想一起立他为君主，他始终不肯接受，离开去了延陵，一辈子不回来，廉洁谦让的操行，始终如一。许由辞让天下，不可能贪图封侯；伯夷放弃君位饥饿而死，不会贪图小利。廉洁谦让的行为，大事可以说明小事，小事难以比喻大事。季子能辞让吴国君位，怎么能贪图地上遗落的金子？季子出使中原各国，途径徐国。徐国国君喜欢他的宝剑，季子没有立即送给他。回来的时候徐君已经去世，季子解下宝剑把它挂在徐君墓地的树上而离去。廉洁谦让的心，认为背弃自己以前许下的心愿是可耻的。季子不辜负死去的人，能抛舍自己的宝剑，怎么会呵斥陌生人为他在地上去拣被人遗失的金子呢？季子在未离开吴国时，是公子；离开吴国后，是延陵的封君。作为公子与封君，外出前后有护从，坐车有随从，不会独自一人在路上行走，这是很清楚的了。既然不以得到遗失的金子为耻，派左右护从去捡又有什么困难？却要劳烦那个穿着皮衣的人？世人都称颂柳下惠的操行，说他在暗地里也能修养自身保持清白。贤良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操行，所以虽然时隔千年也能心意相通。即使把季子放在无人的暗处，尚且不会去拣丢失的金子，何况是在大白天，前后护从齐备，拣取路上丢失的金子，这不是季子的操行。或者是季子确实看见了丢失的金子，可怜穿皮衣的砍柴人，想用地上的金子让他获得好处；或者当时说要捡那地上的金子，想把它送给砍柴人，不是自己想要。世俗传言，则说季子要捡别人丢失的金子。

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

传书有的说：颜渊和孔子一起登上鲁国的泰山，孔子向东南方向远望，看见吴国阊门外有一匹拴着的白马，于是就指给颜渊看，问：“你看见吴国的昌门了吗？”颜渊回答道：“看见了。”孔子问：“门外有什么？”颜渊回答道：“好像挂着一块白绢的样子。”孔子揉了揉颜渊的眼睛纠正了他的说法，于是与他一起下山。下山之后颜渊的头发白了牙齿落了，于是因病死去。大概因为精神不如孔子，勉强使用眼力到了自己的极限，精华用尽，所以早早死去。世俗之人听到这事，都以为是这样。要是真实地评论它，大概是假话。

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传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见螺，远也远也案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如才庶几者，明目异于人，则世宜称亚圣，不宜言离朱。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昌门之外，望太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太山之上，察白马之色？色不能见，明矣。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何以验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见百里，则耳亦不能闻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昌门之与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发白齿落，用精于学，勤力不休，气力竭尽，故至于死。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伯奇用忧，而颜渊用睛，暂望仓卒，安能致此？

考察《论语》的文字，不见这些话；考察六经的注释，也没有这些话。颜渊能望见千里之外，与圣人一样，孔子和诸子，为什么避讳不说呢？大概人眼能看到的距离，不超过十里；超过这个距离就看不见，就不是眼力所能看清楚的了，这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传书上说：“泰山虽然高大巍峨，但相隔百里，连土块大小都看不清，因为太远了。”考察鲁国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假使让离朱来看，最终不能看见，何况是颜渊，他怎么能看清楚呢？如果才能和孔子差不多的人，明亮的眼睛与众不同，那么世人就应该称他为亚圣，而不应该说离朱。人用眼睛看，物体大的容易看清楚，小的就难看清楚。即使让颜渊站在昌门外，去看泰山的形状，最终不能看见。何况是从泰山之上，观察白马的颜色？颜色是不能看到的，这是很明显的。不仅颜渊不能看见，孔子也不能看见。怎样来验证呢？耳朵和眼睛的功能，是相同的。眼睛看不到百里之外，那么耳朵也听不见百里之外的声音。陆贾说：“离娄的视力再好，也无法看清帐幔与帘子后的东西；师旷的听觉再好，也不能听到百里之外的声音。”昌门与泰山的距离，不只是帐幔与帘子之后，或百里之外。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能胜任，崩断筋脉而死。举鼎要用力，力由筋脉产生，筋脉承受不住，崩断筋脉而死，从道理上讲是合适的。现在颜渊用眼睛看远方，看远方眼力不能胜任，应该眼瞎，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不是望远导致的。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是他把精力用在学习上，辛勤努力不知休息，气力用尽，所以才最终死去。伯奇被流放，头发很早就白了。《诗经》说“忧伤使人衰老”。伯奇是因为忧伤，而颜渊是用眼睛，短暂远望时间仓促，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

儒生的书上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是由于他们出行巡视的时候年纪大了，中途死在边远的地方。圣人以天下为家，不论远近，不别内外，所以就留葬在那里。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是事实；说他们是因为外出巡视而死，是没有根据的。

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以复如舜。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实舜、禹之时，鸿水未治。尧传于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鸿水。尧崩之后，舜老，亦以传于禹。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

舜和尧，都是帝王，同样治理着方圆五千里的地域，一样统治着天下；二位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前后因循没有差别。《尧典》记载，舜巡行视察东到泰山，南到霍山，西到华山，北到恒山。认为四岳，各自处于四方的中心，诸侯来朝，都聚集在四岳之下，无论偏远的还是近的，没有不来朝见的，圣人做事情，讲求适宜便利。禹王像舜一样，治理方式没有改变，巡行视察所到之地，因此也和舜一样。说舜到了苍梧，禹到了会稽，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舜、禹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治理好。尧传位给舜，舜接受成为帝王，与禹划分区域，分别到各地去治理洪水。尧死了之后，舜已经老了，也把帝位传给了禹。舜在南方治水，死在了苍梧；禹在东方治水，死在了会稽。贤者、圣人以天下为家，所以就地埋葬在那里。

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守，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如禹始东，死于会稽，舜亦巡狩，至于苍梧，安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如审帝王巡狩则辄会计，会计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国成名，犹万物之名，不可说也。独为会稽立欤？周时旧名吴越也，为吴越立名，从何往哉？六国立名，状当如何？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贤圣之才莫能说。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辨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

吴君高说：会稽本来是山的名称，夏禹巡行视察，在这座山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因此就用它作为郡的名称，所以叫会稽。说以山名给郡命名，是可以的；说禹巡行视察，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则没有根据。巡行视察本来不到会稽，怎么能在这座山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呢？如果听信吴君高的说法，“会稽”的确是“会计”的意思，如果禹去南方巡视，又是在什么地方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呢？假如禹一开始往东巡视，死在会稽，那么舜也巡行视察，到了苍梧，他又是在什么地方大会诸侯计功行赏的呢？历代帝王政治安定后就会巡行视察，巡行视察总是要大会诸侯计功行赏，这样四方的大山都应该叫会稽山了。历代帝王当太平之时，都要上泰山封坛祭天。在泰山上，可以看到的祭天遗迹有七十二处，至于纷乱湮没的就不可胜数了。假使帝王们巡察确实要大会诸侯计功行赏，那么像泰山上的祭天遗迹一样，天下四方应该有很多。郡和国取名，就像万物的名称一样，是无法解释的。怎么单单为会稽郡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会稽郡在周代原来叫吴越，那么吴越这个名字，出自哪里呢？六国的起名，情况又是如何呢？天下的郡和国一百多，县和城邑过万，乡亭村里，都有名称，即便有贤圣才能之人也不能解释。吴君高能解释会稽郡的名称，却不能辨别判定四方各地的名称。“会计”的说法，不可信从。巡察是为了考查修正地方的法度，禹的时代，吴是个不穿衣服的国家，人们剪短头发，身刺花纹，考察这样的地方没有丝毫用处，又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大会诸侯计功行赏呢？

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乌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实之，殆虚言也。

传书上说：舜葬在苍梧，大象为他耕地；禹葬在会稽，鸟为他耕田。大概因为是圣人的德操所导致的，上天让鸟兽来回报佑助他们。世人对此没有不相信的。如果考察核实一下，这恐怕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夫舜、禹之德不能过尧。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驳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宁处，故舜死于苍梧，禹死于会稽。勤苦有功，故天报之；远离中国，故天痛之。”夫天报舜、禹，使鸟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报舜、禹，宜使苍梧、会稽常祭祀之。使鸟兽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报祐圣人，何其拙也？且无益哉！由此言之，鸟田象耕，报祐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草。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状，何尝帝王葬海陵者邪？

舜和禹的德操不能超过尧。尧葬在冀州，也有说葬在崇山。冀州的鸟兽没有为尧耕田，却唯独为舜、禹耕田，为何上天的恩施如此偏颇呢？有人说：“舜、禹治水，不能安定地住在一个地方，所以舜死在苍梧，禹死在会稽。因为勤劳有功，所以上天回报他们；因为远离中原地区，所以上天怜惜他们。”天回报舜、禹，让飞鸟种田大象耕地，对舜、禹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上天想回报舜、禹，应该让苍梧、会稽的人经常祭祀他们。让鸟兽为他们种田耕地，却不能让人们去祭祀他们，祭祀的贡品可以直接放在舜、禹的墓上，而耕田却只对当地的民户有好处，上天回报圣人，为什么如此笨拙呢？而且对舜、禹没有一点好处。如此说来，飞鸟种田大象耕地，是报答护佑舜、禹，并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是，苍梧是多象的地方，会稽是候鸟栖息的地方。《禹贡》说：“彭蠡积聚了水，候鸟就到这里栖息。”这是自然现象，鸟兽活动的规律。大象自然会踩踏土地，鸟自然要吃草。土被刨散草被吃尽，就像田地被耕过一样，土壤变松散泥块被整治，人们随之栽种，世俗之人就说是为舜、禹耕田。海陵被麋群掘食踩踏过的田地，好像被大象耕过一样，何曾有帝王葬在海陵呢？

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

传书上说：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把他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装进皮口袋里投入了江中。伍子胥怨恨，就搅动江水掀起潮水，把人淹死。如今会稽郡丹徒县沿长江一带，钱唐县沿浙江一带，都立有伍子胥的庙。大约是为了抚慰他的怨恨之心，制止汹涌的潮水。说吴王杀死伍子胥，把他投入江中，这是事实；说他因为怨恨而搅动江水掀起潮水，则是没有根据的。

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以烹汤菹汁渖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镬，乃入江。在镬中之时，其神安居？岂怯于镬汤，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雠未死，子孙遗在，可也。今吴国已灭，夫差无类，吴为会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复何怨苦？为涛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从生人营卫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安能为涛？使子胥之类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汤镬之中，骨肉糜烂，成为羹菹，何能有害也？

屈原心怀怨恨，自己投入湘江，而湘江没有因此兴起潮水；申徒狄跳河而死，黄河水也没有掀起潮水。世人一定要说：“屈原、申徒狄不够勇猛，力气和怒气不如伍子胥。”那么卫国把子路剁成肉酱，汉朝烹煮彭越，伍子胥的勇猛，不会超过子路、彭越。但是他们二人不能在鼎镬中发怒，用被煮沸的肉汤溅击旁边的人。伍子胥也是先被投入大锅中，然后才被扔到江里。在大锅里的时候，他的神魂又在哪儿呢？难道他在大锅滚汤里胆怯，而在江水中就勇敢了吗？为什么他的怒气前后不一致呢？况且被投入江中，是哪条江呢？有丹徒的长江，有钱唐县的浙江，有吴县的通陵江。有人说投在丹徒的长江，但那里没有大的潮水。想说投在了钱唐县的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都有大的潮水。这三条江有大潮，难道是把皮口袋里的尸体，分散开丢在三条江中了吗？人如果怨恨难消，仇人没死，或者他的子孙还在，是可以的。现在吴国已经灭亡，夫差也没有后代，吴国成为会稽郡，设立了太守，伍子胥的灵魂，还在怨恨痛苦什么？不停地掀起潮水，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吴国、越国存在的时候，分占了今天的会稽郡这个地方，越国建都在现在的山阴县，吴国建都在现在的吴县。余暨县以南属于越国，钱唐县以北属于吴国。钱塘县的浙江，是两国的分界。山阴县、上虞县在越国境内，伍子胥被投入吴国的江中掀起潮水，应当止于吴国境内，为什么会进入越国的地方？怨恨吴王，却在越国的江中发怒，不合道理，这是伍子胥死后没有神灵的验证。况且水难以驱使，人却容易服从。活着的时候，凭借筋骨力气，死后靠的是精气魂魄。伍子胥活着的时候，不能驱使活人营救和保护自己，等到自己被吴王赐剑自杀后，筋骨力气消失，精气魂魄飞散，怎么能掀起潮水呢？即使像伍子胥这类的人有数百千人之多，他们也只能乘船渡江，却不能飞跃江水。一个伍子胥的身体，在开水锅里烹煮骨肉稀烂，成为肉汤，怎么能造成危害呢？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杀其臣庄子义。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义害简子，事理似然，犹为虚言。今子胥不能完体，为杜伯、子义之事以报吴王，而驱水往来，岂报仇之义，有知之验哉？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吴杀其身，为涛广陵，子胥之神，竟无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浅多沙石，激扬为濑。夫涛、濑，一也。谓子胥为涛，谁居溪谷为濑者乎？案涛入三江，江岸沸踊，中央无声。必以子胥为涛，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三江时风，扬疾之波亦溺杀人，子胥之神，复为风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风，问湘山何祠。左右对曰：“尧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斩湘山之树而履之。夫谓子胥之神为涛，犹谓二女之精为风也。

周宣王杀了他的大臣杜伯，燕简公杀了他的臣子庄子义。后来杜伯射死了周宣王，庄子义害死了燕简公，事情的道理看似这样，但还是假话。现在伍子胥不能完复身体，像杜伯、庄子义那样去报复吴王，而是来回驱动水流，这岂是报仇的意思，哪是有智慧的表现呢？世俗传言不真实，却变成了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历史的文章，圣贤看后也会被迷惑。地上有众多的河流，就像人体有血脉一样。血脉流动，一张一弛，自有其节奏规律。众多的河流也如此，它们早晚的潮起潮落，就像人的呼吸，气息进出一样。天地的这种本性，自上古时期就有了。经书上说：“长江和汉水的潮水都来源于大海。”在尧舜时代以前，潮水从大海中出发之时，水流平缓；进入三江之中，大概因为水浅岸狭，水流激荡翻起，所以腾涌成为潮水。广陵县曲江有汹涌的潮水，文人曾为其作赋。长江浩浩荡荡，曲江却有汹涌的潮水，毕竟是由于江面狭窄。吴国杀了伍子胥，他却到广陵兴风作浪，伍子胥的神灵，毕竟是无知的。溪谷深，水流就平缓，河床浅沙石多，就会激荡成为急流。形成潮水和形成急流的道理是一样的。说伍子胥掀起潮水，那么又是谁在溪谷里制造急流呢？考察潮水涌入三江时，江岸波涛汹涌，江心却没有涛声。如果一定认为是伍子胥掀起潮水，那么就是他的尸体聚集在岸边而毁坏堤岸。潮水的兴起，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变化，且大小也随月亮的圆缺而不一样。如果是伍子胥掀起潮水，那等于说伍子胥的怒气，是根据月亮圆缺变化而变化的了。三江有时刮风，扬起迅猛的波涛也淹死过人，这样说来伍子胥的神灵，又成为风了。秦始皇横渡湘江，碰上大风，就问湘山祭祀的是什么神。左右的人回答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秦始皇大怒，就命令三千从事苦役的罪犯砍伐湘山上的树并且践踏它们。那么说伍子胥掀起潮水，就如同说尧的两个女儿的精魂变成风一样。

传书言：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称论，皆言孔子之后当封，以泗水却流为证。如原省之，殆虚言也。

传书上说：孔子正对着泗水安葬，泗水因此而退流。这是说孔子的德操，能够使水退流，不冲击他的坟墓。世人都相信这种说法。所以儒生称颂评论，都说孔子的后代应当封爵，就以泗水退流作为证明。如果推究考察这件事，恐怕是虚妄不实的话。

夫孔子死，孰与其生？生能操行慎道应天；死，操行绝。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应，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时，推排不容，故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吾已矣夫生时无祐，死反有报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无祐，孔子之死，独有天报，是孔子之魂圣，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无知，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则，孔子生时，天神何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后，孔子生时，功德应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后乎？是盖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

孔子死后，比起他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呢？活着的时候，操行遵顺先王之道顺应天意；死后，操行就没有了。上天保佑最高的道德，所以五帝、三王招来吉兆，这都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是在他们死后。孔子活着的时候，受到排斥不被容纳，所以叹息说：“凤凰不来，河图不出，我算是完了！”生前没得到保佑，死后反而得到天佑了吗？孔子的死，和五帝、三王的死是一样的。五帝、三王死后没有得到保佑，孔子死后，唯独得到天佑，这岂不是孔子的魂魄圣明，而五帝的精魄不神明了。泗水没有知觉，如果为孔子退流，那是天上的神灵让它这样做的；那么，孔子活着的时候，天上的神灵为何不让人们尊敬他呢？如果泗水退流是上天要封孔子的后代的征兆，孔子活着的时候，功德符合天意，上天为何不封他本人，反而要封他的后代呢？这大概是河水碰巧自己退却。江河中的水，有其迂回往复的地方，众多江河的流向，有时会改变河道，这和河水退流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泗水退流，不是什么神奇的事。

传书称：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鸟兽。方与客饮，有鹯击鸠。鸠走巡于公子案下。鹯追击，杀于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设罗，得鹯数十枚，责让以击鸠之罪。击鸠之鹯，低头不敢仰视，公子乃杀之。世称之曰：“魏公子为鸠报仇。”此虚言也。

传书上说：魏公子的德行，仁爱恩惠礼贤下士，并延及鸟兽。他正在与门客喝酒，有只鹯攻击一只斑鸠。斑鸠逃走，躲在魏公子的几案下。鹯追击而来，在魏公子面前杀死了斑鸠。魏公子以不能保护斑鸠为耻，立即让人设置罗网，捕到了数十只鹯，用击杀斑鸠的罪过进行谴责。击杀斑鸠的那只鹯，低着头不敢仰视，魏公子于是杀了它。世人称颂说：“魏公子为斑鸠报仇。”这是虚妄的话。

夫鹯，物也，情心不同，音语不通。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鹯低头自责？鸟为鹯者以千万数，向击鸠蜚去，安可复得？能低头自责，是圣鸟也；晓公子之言，则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则不击鸠于其前。人犹不能改过，鸟与人异，谓之能悔，世俗之语，失物类之实也。或时公子实捕鹯，鹯得，人持其头，变折其颈，疾痛低垂，不能仰视。缘公子惠义之人，则因褒称，言鹯服过。盖言语之次，空生虚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实之加。

鹯，是动物，与人的情感思想不同，声音语言不通。圣人尚且不能让鸟兽去做符合义理的事，魏公子是什么人，能让鹯低头自责？属于鹯的鸟类数以千万，之前击杀了斑鸠之后就飞走了，怎么能够再次捉到？能够低头自责，这是圣鸟；听得懂公子说话，就了解魏公子的行为；了解魏公子的行为，就不会在他面前击杀斑鸠。人尚且不能悔改过错，鸟和人不同，却说它能悔过，这种世俗的观点，违背了物类的实际情况。或许魏公子真的捕了鹯，鹯被捉住，人们抓着它的头，扭折它的颈部，鹯因为疼痛而低下头，不能仰视。于是有人因公子是个仁爱之人，就以此褒扬称颂他，说鹯认了错。这大概是言语之间，凭空捏造的虚美之辞；在功业和名誉下，经常会有不符合事实的夸赞。

传书言：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虚也。

传书上说：齐桓公娶了他的姑姊妹七人为妻。这是假话。

夫乱骨肉，犯亲戚，无上下之序者，禽兽之性，则乱不知伦理。案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将之以威，以故诸侯服从，莫敢不率，非内乱怀鸟兽之性者所能为也。夫率诸侯朝事王室，耻上无势而下无礼也。外耻礼之不存，内何犯礼而自坏？外内不相副，则功无成而威不立矣。世称桀、纣之恶，不言淫于亲戚。实论者谓夫桀、纣恶微于亡秦，亡秦过泊于王莽，无淫乱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恶浮于桀、纣，而过重于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贬纤芥之恶。桓公恶大，不贬何哉？鲁文姜，齐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经》曰：“庄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春秋》何尤于襄公，而书其奸？何宥于桓公，隐而不讥？如经失之，传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讳不言？案桓公之过，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争立，齐乱，公薨三月乃讣。世闻内嬖六人，嫡庶无别，则言乱于姑姊妹七人矣。

淫乱骨肉，侵犯亲戚，不讲长幼尊卑秩序的人，是禽兽本性，所以淫乱而不懂得伦理。考察齐桓公九次召集诸侯会盟，匡正天下诸侯使其行动一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威望统率他们，所以诸侯服从，不敢不恭顺，这不是那种在家中胡作非为的人所能做到的。率领诸侯臣服侍奉周天子，以周天子没有权势而诸侯无礼为耻。在外尚且以废弃礼制为耻，在家内怎么会违反礼教败坏自己声誉呢？内外言行不相符，就会功业无成威望不立。世人说到桀、纣的恶行，没说他们淫乱亲戚。据实论事的人认为桀、纣的罪恶要比被灭亡的秦小，被灭亡的秦罪过要比王莽轻，而都没有说他们淫乱。齐桓公娶了姑姊妹七人，罪恶超过桀、纣，重于被灭亡的秦和王莽。《春秋》记载细小的美德，贬斥细微的过错。齐桓公的罪恶如此大，为何不加以贬斥呢？鲁君夫人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齐襄公和她私通。《春秋经》记载：“鲁庄公二年冬天，鲁桓公的夫人姜氏在郜地会见齐襄公。”《春秋》为什么责备齐襄公，写下他的奸情？为何却原谅齐桓公，隐瞒他的淫行而不加讥刺呢？如果是《春秋》失载，那解释《春秋》的如左丘明、公羊、穀梁他们为什么要隐晦不说呢？考察齐桓公的过错，是宠爱的女人太多，宫内受宠爱的女人如同夫人的有六个。后来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导致齐国混乱，齐桓公死后三个月才报丧。世人听说他宠爱的女人有六个，妻妾无别，就说他与姑姊妹七人淫乱。

传书言：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侯。此言桓公之淫乱无礼甚也。

传书上说：齐桓公背着妇人来见诸侯。这是说齐桓公淫乱无礼到了极点。

夫桓公大朝之时，负妇人于背，其游宴之时，何以加此？方修士礼，崇厉肃敬，负妇人于背，何以能率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会，桓公骄矜，当时诸侯畔者九国。睚眦不得，九国畔去，况负妇人，淫乱之行，何以肯留？

齐桓公在举行大的朝会的时候，背上背了个妇人，他在游乐的时候，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正当整治诸侯礼节，推崇鼓励庄重恭敬的时候，背上背了个妇人，怎么能率领诸侯朝拜侍奉周天子呢？葵丘会盟的时候，齐桓公骄傲自大，当时背离他的诸侯就有九个。态度骄横行为不合礼法，就有九国背离而去，何况背着妇人，这样淫乱的行为，诸侯怎么肯留下来呢？

或曰：“管仲告诸侯：‘吾君背有疽创，不得妇人，疮不衰愈。’诸侯信管仲，故无畔者。”

有人说：“管仲告诉诸侯说：‘我的国君背上有毒疮，没有妇人，毒疮就不会痊愈。’诸侯相信了管仲的话，所以没有背离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当时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术，治疽不用妇人，管仲为君讳也。诸侯知仲为君讳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统会诸侯，成功于霸？

有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忠诚可信的人。当时在场的诸侯，有千人以上，肯定有懂得医术的，知道治疗毒疮不用妇人伏背的办法，管仲是在掩饰他的国君的淫乱行为。诸侯要是知道了管仲为了掩饰君主而欺骗自己，一定会发怒而背叛离去，齐桓公怎么能长期统率召集诸侯，成就霸业呢？

或曰：“桓公实无道，任贤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无道之人，与狂无异，信谗远贤，反害仁义，安能任管仲，能养人，令之成事？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无道之君，莫能用贤。使管仲贤，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无乱行也。有贤明之君，故有贞良之臣。臣贤，君明之验，奈何谓之有乱？

有人说：“齐桓公确实没有道义，因为任用了贤相管仲，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没有道义的人，与狂人没有区别，听信谗言疏远贤人，违背损害仁义，怎么能任用管仲，能供养人才，来办好事情呢？以往的事实是：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王杀了王子比干。没有道义的君主，不能任用贤臣。即使管仲贤能，齐桓公也不能用；重用管仲，所以知道齐桓公没有狂乱的行为。有贤明的君主，所以才有忠贞贤良的臣子。臣子贤良，是君主圣明的证明，怎么能说齐桓公有狂乱的行为呢？

难曰：“卫灵公无道之君，时知贤臣。管仲为辅，何明桓公不为乱也？”夫灵公无道，任用三臣，仅以不丧，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于车下，责苞茅不贡，运兵攻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负妇人于背，虚矣。

有人责难说：“卫灵公是个没有道义的君主，当时也知道任用贤臣。管仲做齐桓公的辅臣，怎么能证明齐桓公不做淫乱的事呢？”卫灵公没有道义，任用三位大臣，只是做到不亡国而已，并没有功德操行。齐桓公能尊重会算数的人，把甯戚从赶车人的低下地位上提拔起来，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发兵攻打楚国，九次召集诸侯会盟，匡正天下诸侯使其行动一致，这是一千代才出现的君主，却说他在背上背了个妇人，这是假话。

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户牖之间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负扆南面乡坐，扆在后也。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

解释《尚书》的人说：“周公摄政，佩着天子的印绶，头戴天子的王冠，背靠屏风面朝南接受诸侯的朝拜。”门窗之间的屏风叫扆，是面向南坐的座位。背靠屏风面向南坐，屏风在背后。齐桓公接受诸侯朝拜的时候，也许是面朝南坐着，而妇人站在他背后。世间传说，就说桓公背上背着妇人。这就是夔只有一只脚、宋丁公挖井得到一个人那样的传说。

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当时人曰：“调乐如夔，一足矣。”世俗传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众称伯夷，伯夷稽首让于夔、龙。秩宗卿官，汉之宗正也。断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东蓂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之子必贵。”或曰：“不胜，之子必贱。”孔甲曰：“为余子，孰能贱之？”遂载以归。析橑，斧斩其足，卒为守者。孔甲之欲贵之子，有余力矣，断足无宜，故为守者。今夔一足，无因趋步，坐调音乐，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犹守者断足，不可贵也。孔甲不得贵之子，伯夷不得让于夔焉。

尧舜的时候，夔当大夫，天生通晓音乐，能够调节乐音哀乐的节度。当时的人说：“像夔这样擅长演奏音乐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可是社会上却流传说：“夔只有一只脚。”据考察舜时秩宗官职空缺，舜广泛地寻求，大家都推举伯夷，伯夷磕头谢绝而让位给夔和龙。秩宗是卿一类的官，相当于汉代的宗正。说夔断了一只脚，是不符合道理的。况且只有一只脚的人，用什么走路？夏王孔甲，到东蓂山打猎，遇到下雨天色昏暗，就进入一户百姓家，赶上这家主人正在生子。有人说：“王来到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富贵。”有人说：“无福消受，这个孩子将来必定卑贱。”孔甲说：“做我的儿子，谁能使他卑贱呢？”于是用车子载了孩子回去。后来孩子劈柴时，斧头砍断了他的一只脚，最终只当了个守门人。孔甲想使这个孩子富贵，能力绰绰有余，但孩子断了一只脚，没有适合的官做。现在说夔只有一只脚，无法快走，坐着演奏音乐，这是可以的；当秩宗这个官，不适合只有一只脚，就像看门人断了脚，就不可能富贵一样。孔甲无法使这个孩子富贵，伯夷也不会把秩宗的职位让给夔。

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后，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得一人于井中夫人生于人，非生于土也。穿土凿井，无为得人。推此以论，负妇人之语，犹此类也。

宋丁公，是宋国人。没凿井的时候，经常去别人的井里打水，计算起来，每天要花费一个人的劳力。自己凿井之后，就不用去别人的井里打水，计算起来，每天能得到一个人的劳力。因此说：“宋丁公凿井得到一个人的劳力。”社会上却流传说：“丁公凿井时，在井里得到一个人。”人是人生的，不是从土里生出的。挖土凿井，不可能得到人。据此推论，齐桓公背妇人的传说，就像这一类情况。

负妇人而坐，则云妇人在背。知妇人在背非道，则生管仲以妇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妇人彻胤服，妇人于背，女气疮，可去以妇人治疽。方朝诸侯，桓公重衣，妇人袭裳，女气分隔，负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负妇人见诸侯乎？

背对着妇人而坐，就说是妇人伏在他背上。知道妇人伏在背上不合情理，就造出管仲用妇人治疗齐桓公毒疮的说法。假使齐桓公让妇人敞开胸前的衣服，妇人伏在他背上，女人的气使他的毒疮痊愈，那才可以说用妇人治疗毒疮。正在接受诸侯的朝拜，齐桓公穿着好几层衣服，妇人也穿着好几层衣裙，女人的气被分隔，背在背上有什么好处呢？齐桓公仰慕贤士，在庭院中点起火炬天很晚还在坐着等待，是为了招致贤士，怎么反而会在大白天背着妇人会见诸侯呢？

传书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三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

传书上说：聂政为严翁仲刺杀了韩王，这不是事实。聂政生活的时代，是韩烈侯时期。韩烈侯三年，聂政刺杀韩国国相侠累。十三年韩烈侯死。与聂政刺杀侠累，相隔了十年。却说聂政刺杀了韩烈侯，短书小传，毕竟是没有根据不可信的。

传书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后高渐丽复以击筑见秦王，秦王说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击筑。渐丽乃置铅于筑中以为重，当击筑，秦王膝进，不能自禁。渐丽以筑击秦王颡，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夫言高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

传书上又说：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刺杀秦王，未能得手，被杀。后来高渐丽又因为善于击筑被秦王接见，秦王很喜欢他。当知道他是燕太子丹的门客，就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高渐丽就在筑中放了铅块以增加重量，当他击筑之时，秦王听得入迷，情不自禁地用膝盖挪动身体向前靠拢。高渐丽就用筑击打秦王的额头，秦王受伤，三个月就死了。说高渐丽用筑击打秦王，是事实；说击中秦王使之受伤三个月就死了，是假的。

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始皇，始皇杀轲，明矣。二十一年，使将军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虏燕王喜。后不审何年，高渐丽以筑击始皇，不中，诛渐丽。当二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夫谶书言始皇还，到沙丘而亡；传书又言病筑疮三月而死于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于沙丘，或言死于秦，其死，言恒病疮。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秦王，就是秦始皇。秦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始皇，秦始皇杀了荆轲，这是很清楚的事。秦始皇二十一年，派将军王翦攻打燕国，得到燕太子丹的首级；二十五年，终于攻破燕国，俘虏了燕王喜。此后不清楚是哪一年，高渐丽用筑击打秦始皇，没有打中，高渐丽被杀。正值秦始皇三十七年，游历天下，到了会稽，去了琅邪，北边到了崂山、成山，沿着海，西行到达平原津就生了病，等到了沙丘宫的平台，秦始皇就死了。谶书说秦始皇返回时，走到沙丘而死；传书上又说他是被筑打伤三个月而死在了秦地。一个秦始皇的身体，世人有的说他死在沙丘，有的说他死在秦地，对于他的死因，则说是长期的创伤造成的。传书上的话，很多都违背事实，而社会上的一般人，又不能判断其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