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虚篇第十八

殷高宗之时，桑榖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榖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榖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榖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榖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榖树同时出生在朝廷上，七天就长成两手合围那么粗。高宗把他的辅官叫来询问，辅官说：“虽然我知道原因，但不能说。”又问祖己，祖己说：“桑树榖树，是在野外生长的植物，现在长在朝廷上，恐怕朝廷要灭亡了吧！”高宗恐惧害怕，就侧着身体走路，思考求索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讲求敬养老人的道理，复兴已经灭亡的国家，将已经断亡的先王世系再次接续下去，起用遁世隐居的人。桑树榖树就消失了。三年之后，诸侯通过翻译来朝拜的有六国，高祖于是享受了百岁寿命的福分。高宗，是贤明的君主，能感悟到桑树榖树出生在朝廷的异象，而去询问祖己，采用祖己的话，改善政治措施，修养操行。桑树榖树出现的异象就消失了，诸侯来朝的时间长久。养己从善之心真诚不二，所以吉兆应验的福分也多。这是虚妄的话。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于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于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榖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按照祖己的说法，商朝应该灭亡了吧！王朝该当灭亡，就像人该要死一样。人将要死，怪异的现象就会产生；王朝将要灭亡，期数已到尽头。人死与国运消亡，死了就不能复活，灭亡就不再存在。祖己说到改善政治，对于避免商朝灭亡有什么帮助呢？高宗修养操行，对于消除祸患有什么帮助呢？老百姓见到凶兆就培养善行，不可能得到吉祥；高宗见到灾异改善政治，又怎么能消除灾祸呢？灾祸尚且不能消除，何况是招来六国朝拜，延长寿命到百岁呢！所以人的死生，在于寿命的短长，不在于行为的好坏；国家的存亡，在于国运期数的长短，不在于政治得失。考察祖己的预测，桑树榖树是王朝要灭亡的凶兆，凶兆已经显现，即便培养好的操行，又有什么用呢！又用什么来证明呢？

鲁昭公之时，鸜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鸜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后昭公为季氏所逐，出于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意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鸜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鸜鹆之兆，已出于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

鲁昭公的时候，八哥鸟来鲁国筑巢。师己取鲁文公、成公时候的童谣中的话，其中有关于八哥的说法，看到现在有八哥来筑巢的应验，就预测说它是凶兆。之后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出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应验了童谣变为废墟。所以八哥来筑巢，师己做出判断，灾祸最终和他的预测一样。假使鲁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养操行改良政治，具备了殷高宗的操行，最终也不能消除灾祸。为什么呢？八哥的童谣已经预示，出逃的灾祸已经形成。八哥的征兆，已经在鲁文公、成公的时候出现了。根已经长出，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水源已经开出，水流怎么会不广阔？这件事预言和应验的时间相隔还太近，不足以说明道理。

夏将衰也，二龙战于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皆莫之发。至厉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于庭，化为玄鼋，走入后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幽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厉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幽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

夏朝末年，有两条龙在宫廷里争斗，吐出涎水就消失了，夏王就用匣子装了涎水收藏起来。夏朝灭亡后，传给殷朝；殷朝灭亡后，传给周朝，都没有打开。到周厉王的时候，打开匣子看，龙涎流到宫廷的地上，变成一只黑鳖，进入后宫，和妇人交配，于是生下了褒姒。褒姒嫁给周王，幽王因此迷惑昏乱，国家于是灭亡。幽王、厉王距离夏朝，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二龙争斗的时候，周幽王、周厉王、褒姒等还没有出生。周将灭亡的凶兆，已经出现很久了。凶兆出现，灾祸怎能不形成？祥瑞出现，福分怎能不到来？如同二龙争斗时所说：“我们是褒国的二位先君。”那就是褒姒应该出生的预兆。龙说是褒国的君主，所以褒姒不得不出生，褒姒出生则周幽王不得不作恶，作恶则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即便有众多圣贤共同来阻止灾祸，最终也不能消除。善恶有着同样的实际情况：吉兆出现，国家必定兴盛；凶兆出现，王朝必定灭亡。说凶兆可以用善行除去，这等于说吉兆可以用恶政来灭除一样。

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则桑榖不可却也。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见春之微叶，知夏有茎叶；睹秋之零实，知冬之枯萃。桑榖之生，其犹春叶秋实也，必然犹验之。今详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见于夏时，又何以知桑榖之生，不为纣亡出乎？或时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远近之实。高宗问祖己之后，侧身行道，六国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长未终，则谓起桑榖之问，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榖之生，殆为纣出，亦或时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寿长。祖己信野草之占，谓之当亡之征。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它的支流分散到九条河道。即使尧、舜用他们善政来使河水倒流，最终也不能返回，这是因为水的流势自然如此，人的努力是不能阻止的。黄河的源头不能堵住，二龙不可能消除，那么桑树榖树的出现也不可避免。王朝的命数该当兴旺，就像春天的气候必然发展为夏天一样。王朝的命数该当衰亡，就像秋天的气候必然发展为冬天一样。看见春天发出的嫩芽，就知道夏天会长出茎叶；看到秋天凋落的果实，就知道冬天会枯萎。桑树榖树的生长，就像春天发芽和秋天结果一样，是必然要应验的。如今即使审慎地修养德政改善操行，又怎么能消除呢？以周朝灭亡的预兆出现在夏朝来看，又怎么知道桑树榖树的生长，不是为商纣的灭亡而出现的呢？或许祖己说的话，是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征兆，但在时间的远近上搞错了。高宗问了祖己之后，侧着身子走路，六国的诸侯碰巧来朝拜。高宗的寿命，本来就长还没到尽头，就说成是因为问了桑树榖树的事情，修养德政改善操行，享受百年的福分。桑树榖树的生长，大概是为预示殷纣王要灭亡而出现的吧，也或许吉利而不凶险，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寿命绵长。祖己相信了野生植物生于朝廷是王朝要灭亡的征兆，就把它说成是殷朝该灭亡的预兆。

汉孝武皇帝之时，获白麟，戴两角而共觝，使谒者终军议之。军曰：“夫野兽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为一也。”麒麟，野兽也；桑榖，野草也，俱为野物，兽、草何别？终军谓兽为吉，祖己谓野草为凶。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于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朱草、蓂荚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荚，皆草也，宜生于野，而生于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至或出，吉凶异议。朱草、蓂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于士，则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孙术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则雉之吉凶未可知，则夫桑榖之善恶未可验也。桑榖或善物，象远方之士，将皆立于高宗之庙，故高宗获吉福，享长久也。

汉武帝的时候，捕获了一只白色的麒麟，头上长着两个角，两个角的角尖连在一起，就让谒者终军讨论这件事。终军说：“野兽的两角并成一角，象征着天下合而为一。”麒麟，是野兽；桑树榖树，是野生植物，都是野生的，兽与植物有什么区别呢？终军说野兽是吉兆，祖己说野生植物是凶兆。殷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有野鸡飞到鼎上鸣叫。祖己认为将有远方的使者来朝贡，解说《尚书》的人则认为野鸡不吉利，议论驳杂不一。而且按照祖己的说法，野鸡飞来是吉利的。野鸡趴在野草里，草覆盖野鸡的身体，就像人们住在草庐里一样，能说人吉利而草庐凶险吗？人们进入都城，不说是凶兆，野生植物生长在朝廷上，为什么就不吉利？野鸡是和人同类的。如果说有血气的吉利，那么长狄到来，就该是吉兆，为什么把它说成是凶兆呢？如果认为从夷狄地方来的人不吉利，那介国葛卢来朝见，就是凶兆了。如果把草木当作凶兆，那朱草、蓂荚长出，就是不吉利的。朱草、蓂荚，都是植物，应该生在野外，却长在朝廷中，这应该是不吉利的，为什么说是祥瑞？同样是野生的东西，或到来或长出，却有吉凶两种不同的议论。如果说朱草、蓂荚是善草，所以吉利，那就是以善恶为标准来划分凶吉，而不是以生在都城或野外来区分好坏。周朝时天下太平，越尝国进献野鸡给周公，认为得到野鸡是吉祥的。野鸡也是野草中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吉祥的？如果认为野鸡耿直有点类似君子，那么獐子也有类似君子处，公孙述得到白鹿，占测为什么认为是凶兆呢？这样看来野鸡的吉凶不能知道，那么桑树榖树的善恶也不能证明。桑树榖树或许是好的，象征远方的士人，都将要站立在殷高宗的朝廷上，所以殷高宗得到吉祥福分，享国长久。

说灾异之家，以为天有灾异者，所以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过，异见于国；不改，灾见草本；不改，灾见于五谷；不改，灾至身。《左氏春秋传》曰：“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灾见于五谷，五谷安得熟？不熟，将亡之征。灾亦有且亡五谷不熟之应。天不熟，或为灾，或为福。祸福之实未可知，桑榖之言安可审？论说之家著于书记者皆云：“天雨谷者凶。”书传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此方凶恶之应和者。天何用成谷之道，从天降而和，且犹谓之善，况所成之谷从雨下乎？极论订之，何以为凶？夫阴阳和则谷稼成，不则被灾害。阴阳和者，谷之道也，何以谓之凶？丝成帛，缕成布。赐人丝缕，犹为重厚，况遗人以成帛与织布乎？夫丝缕犹阴阳，帛布犹成谷也。赐人帛，不谓之恶，天与之谷，何故谓之凶？夫雨谷吉凶未可定，桑榖之言未可知也。

解说灾异的人，认为天之所以降下灾异，是用来谴责警告王者，这是可信的。君王有错误，灾异就在国中显现；不改正错误，灾害就显现在草木上；再不改正，灾害就显现在庄稼上；还不改正，灾害就要祸及君王自身。《左氏春秋传》说：“国家将要灭亡，少有不超过五个年成的。”灾害出现在庄稼上，庄稼怎么能成熟呢？庄稼不成熟，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可是灾异又有以庄稼成熟作为国家将亡征兆的例子。庄稼成熟，有时是凶兆，有时是吉兆。是祸是福的结果难以知道，关于桑树榖树的说法又怎么能清楚呢？著书立说的人在书上都写道：“天降下谷子是凶兆。”书传上说：“苍颉创造文字，上天降下谷子，鬼在夜里哭泣。”这正是凶兆与坏事的一种感应。上天根据庄稼生长的规律，从天降下风雨作为对人事的应和，尚且还说它是吉兆，何况现成的谷物随雨而降呢？追根究底地考查一下，凭什么说是凶兆？阴阳和谐风调雨顺庄稼就成熟，否则就遭受灾害。阴阳和谐，是庄稼生长之道，凭什么说是凶兆？丝织成帛，麻线织成布。送给人丝和线，尚且被认为情谊厚重，何况是给人织好的绢帛和麻布呢？丝与线就如同阴与阳，绢帛和麻布就好比成熟的谷子。送人绢帛，不说它是坏事，上天赐予谷子，为什么要说它是凶兆呢？上天降下谷子的吉凶不能够判断，桑树榖树吉凶的说法也不能知晓。

周之时，天下太平，人来献畅草。畅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榖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畅草生于周家，肯谓之善乎？夫畅草可以炽酿，芬香畅达者，将祭，灌畅降神。设自生于周朝，与嘉禾、朱草、蓂荚之类不殊矣。然则桑亦食蚕，蚕为丝，丝为帛，帛为衣，衣以入宗庙为朝服，与畅无异，何以谓之凶？

周朝的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进献畅草。畅草也是野生植物之类，和那些桑树榖树有什么区别？如果认为夷狄进献的就是吉利的，那么假如畅草生长在周王的朝廷上，能说它是不吉利的吗？畅草可以造酒，让酒香气四溢，祭祀的时候，把香酒浇在地上求神降临。假如畅草本来生长在周朝，就与嘉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了。那么桑叶可以喂蚕，蚕吐丝，丝织成绢帛，绢帛制成衣服，穿着走进宗庙成为朝服，这与畅草造酒用来祭祀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是凶兆呢？

卫献公太子至灵台，蛇绕左轮。御者曰：“太子下拜。吾闻国君之子，蛇绕车轮左者速得国。”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见太子，太子曰：“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于君，不行私欲，共严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国而拜，其非君欲。废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则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国之危明也。”投殿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剑而死。夫蛇绕左轮，审为太子速得国，太子宜不死，献公宜疾薨。今献公不死，太子伏剑，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时蛇为太子将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实。夫桑榖之生，与蛇绕左轮相似类也。蛇至实凶，御者以为吉。桑榖实吉，祖己以为凶。

卫献公太子去灵台，蛇绕住他车子的左轮。驾车人说：“太子赶快下车跪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车子的左轮被蛇绕住的会很快得到国家。”太子不下车，返回了住处。驾车人拜见太子，太子说：“我听说做太子的，应该尽力亲近顺从国君，不寻求私利，恭敬庄重地接受命令，不扰乱君主的安宁。现在我要是得到国家，这就使国君失去了安宁。只看见得到国家的好处而忘记了使国君安宁，不是做儿子的道义。为了得到国家而下拜，大概不是君主希望的事情。废弃了做儿子的道义是不孝，违背了君主的希望则不忠，你却想要我干这事，大概是希望我们国家发生的危险表现得更明显吧。”于是拔剑自杀，驾车人阻止他，没有拦住，于是用剑自刎而死。蛇绕住左车轮，如果确实是太子能很快得到国家的预兆，太子就不该死，卫献公却该快点死去。现在卫献公没有死，太子拔剑自刎，驾车人的预测，只是相信了世俗的说法。或许蛇是太子将死的凶兆，驾车人相信了世俗的预言，所以弄错了吉凶的真实情况。桑树榖树生长在朝廷上，与蛇绕住了左车轮相类似。蛇的到来实际是凶兆，驾车人以为是吉兆。桑树榖树的生长实际是吉兆，祖己却认为是凶兆。

禹南济于江，有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嘻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也。”龙去而亡。案古今龙至皆为吉，而禹独谓黄龙凶者，见其负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榖比于龙，吉凶虽反，盖相似。野草生于朝，尚为不吉，殆有若黄龙负舟之异，故为吉而殷朝不亡。

大禹南渡长江，看见黄龙驮着一条船。船上的人神色不定仓皇失措，禹却神态自若地笑着说：“我从天上接受了天命，尽力为百姓操劳。活着，是寄居在外；死了，就像回到家里，有什么值得惊慌的，我看龙就是蝘蜓。”于是龙离开消失了。考察从古到今龙的到来都是吉兆，而唯独禹说黄龙是凶兆，是看见黄龙驮船，而船上的人惊恐的缘故。那桑树榖树和龙相比，吉凶的说法虽然相反，但大概类似。野生植物生长在朝廷上，如果说是不吉之兆的话，大概就同将黄龙驮船这种吉兆说成是凶兆一样，所以桑树榖树生长本来是吉兆，因而殷朝并没有灭亡。

晋文公将与楚成王战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问咎犯，咎犯对曰：“以彗斗，倒之者胜。”文公梦与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脑。问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战必大胜。”文公从之，大破楚师。向令文公问庸臣，必曰：“不胜。”何则？彗星无吉，搏在上无凶也。夫桑榖之占，占为凶，犹晋当彗末、搏在下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对彗、见天之诡。故高宗长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问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战以大胜，世人将曰：“文公以至贤之德，破楚之无道。天虽见妖，卧有凶梦，犹灭妖消凶以获福。”殷无咎犯之异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榖之文，传世不绝，转祸为福之言，到今不实。

晋文公将要与楚成王在城濮交战，彗星在楚国天空中出现，彗尾朝向楚国的方向。晋文公就此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扫帚战斗，把它倒过来的人得胜。”晋文公梦见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他身上，吸食他的脑髓。又以此问咎犯，咎犯说：“国君脸朝上象征得到天的帮助，而楚成王脸朝下象征低头认罪，开战一定大胜。”晋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大败楚军。假使晋文公询问平庸的臣子，一定会说：“不能取胜。”为什么呢？彗星不吉利，搏斗时处在上方没有凶险。桑树榖树的预测，是凶兆，就像晋国处于彗星的尾端、搏斗被压在身下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一样。然而桑树穀树生长在朝廷上是吉兆，大概就像处于彗星尾端，脸朝上这种异常的征兆一样。所以殷高宗寿命长久，殷朝没有灭亡。假使晋文公没有问咎犯，或者咎犯不明白它的吉利，打仗获得大胜，世人就会说：“晋文公凭借最贤能的德行，打败了无道的楚国。上天虽然显现凶兆，睡觉又做了噩梦，还是能消除凶兆而获得福分。”殷朝没有咎犯这样有特殊智慧的人，却有祖己这样的人相信一般的占测，所以记载桑树榖树生长在朝廷上的文字，世世代代流传不绝，转祸为福的说法，直到今天也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