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篇第十三

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昔儒旧生，著作篇章，莫不论说，莫能实定。

性情，是治理人的根据，礼乐制度由此制定产生。所以考察情性的根本，用礼作为防范，用乐作为节制。性有卑谦辞让，所以制定礼来使它符合标准；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制定乐来使之达到恭敬端肃。礼之所以创制，乐之所以创作的根据，就是情和性。过去的儒生，写文章，没有不讨论的，却没有谁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取人善良的本性，加以培养完成，善良的本性就会滋长；取人恶的本性，加以培养和引导，恶的本性就会滋长”。这样说来，情性各有正反两面，是善还是恶在于如何培养。所以世硕作《养性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些人，也论述过情性，和世子不一致，但都说人性有善恶两个方面。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谓人生于天地，皆禀善性，长大与物交接者，放纵悖乱，不善日以生矣。

孟子作《性善》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至于不善的地方，都是受到了外界事物的扰乱”。说人由天地所生，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长大后与外界事物相接触，才放纵胡为，恶劣品质日渐滋长。

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时，无有不善也。微子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纣为孩子之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恶不出众庶，长大为乱不变，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时，叔姬视之，及堂，闻其啼声而还，曰：“其声，豺狼之声也。野心无亲，非是莫灭羊舌氏。”遂不肯见。及长，祁胜为乱，食我与焉。国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灭矣。纣之恶，在孩子之时；食我之乱，见始生之声。孩子始生，未与物接，谁令悖者？丹朱生于唐宫，商均生于虞室。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所与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贤也。然而丹朱慠，商均虐，并失帝统，历世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浊而眸子眊。人生目辄眊瞭，眊瞭禀之于天，不同气也，非幼小之时瞭，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恶有质。

像孟子说的，人在幼儿时期，没有不性善的。微子却说：“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王子并不比一般孩子好。”纣王还是孩子的时候，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禀性恶劣不比一般人好，长大后胡作非为没有改变，所以微子这样说。羊舌食我刚出生时，祖母叔姬去看他，刚走到正房，听到他的哭声就往回走，说：“他的哭声，是豺狼的叫声。放纵不驯六亲不认，除了他没有谁能灭亡羊舌氏的。”于是不肯见他。等长大后，祁胜作乱，羊舌食我参与其中。国人杀了羊舌食我，羊舌氏因此灭亡了。纣王的恶劣品质，表现在孩子的时候；羊舌食我参与作乱，表现在出生时的哭声。孩子刚生下来，没有和外界事物接触，谁会让他乱来？丹朱出生于尧的宫里，商均生在舜的屋里。尧、舜的时代，可以挨家挨户地封爵，和他们接触的人，一定大多是善良的人。尧、舜二帝身旁，必定有很多贤人。然而丹朱傲慢，商均暴虐，他们都失去了帝位，成为历代人们的鉴戒。况且孟子是根据人的瞳仁来观察人，认为心地清明的人瞳仁就清澈，内心污浊的人瞳仁就浑浊。人生下来眼睛就有清澈或浑浊，清澈或浑浊是从上天禀受而来，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不是幼小的时候就清澈，长大后与人交往才变得浑浊的。天性本是自然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

孟子之言情性，未为实也。然而性善之论，亦有所缘。一岁婴儿，无争夺之心，长大之后，或渐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

孟子论说的情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人本性善良的观点，也有所依据。一岁大的婴儿，没有争夺的心思，长大以后，有的浸染了自私与色欲，放纵的思想和胡乱的行为，便由此产生。

告子与孟生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无分于善恶也。

告子和孟子生于同一个时代，他论述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比如湍急的流水，在东边挖个缺口就往东边流，往西边挖个缺口就往西边流，水本来是没有东流和西流的区别的，就像是人性不分善恶一样。

夫告子之言，谓人之性与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犹金之为金，木之为木也。人善因善，恶亦因恶，初禀天然之姿，受纯壹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不可以语上也告子之以决水喻者，徒谓中人，不指极善极恶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习相远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故孔子曰：“惟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实也。

告子的话，是说人的本性与水相同。假使人性像水，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的话，那么就像金之成为金是由于本性是金，木之成为木是由于本性是木一样。人善是由于本性是善的，人恶也是由于本性是恶的，人在一开始禀受自然的天性，接受精纯的资质，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善恶可以辨识。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而可以被改变的，是普通人。他们无所谓善恶，要等待教化才能成为性善的人。所以孔子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讲高深的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讲高深的学问。”告子用决水所比喻的性，仅仅是指普通人的性，不是指最善或最恶的人。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而后天养成的习性差异很大。”普通人的本性，在于后天的习性。学好就成为好人，学坏就成为坏人。至于最善或最恶的人，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所以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人性有善有恶，即使有圣贤教化，也不能再改变。孔子，是道德的宗师，诸子中最卓越的人，他都说“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人改变不了”，可见告子的话，不符合实际。

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诗》曰：“彼姝之子，何以何以与之其传曰：“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朱则赤。”夫决水使之东西，犹染丝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于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恶之质，不受蓝朱变也。

告子的话，也有原因。《诗经》说：“那位忠顺的贤士，拿什么去回报他呢？”其注释说：“比如像熟白丝，用靛青来染就成为青色，用朱砂来染就成为红色。”挖个缺口让水往东或往西流，就像染丝使它变成青色或红色一样。丹朱和商均都已经浸染于尧、舜的教化，但是丹朱傲慢而商均暴虐，可见最恶劣的本质，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种改变的。

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者，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伪者，长大之后，勉使为善也。

荀子又与孟子相反，写了《性恶》篇，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有好的品性，是人为的结果”。性恶的观点，认为人生来都有恶劣的本性；所谓人为，是指长大以后，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

若孙卿之言，人幼小无有善也。后稷为儿，以种树为戏；孔子能行，以俎豆为弄。石生而坚，兰生而香。禀善气，长大就成。故种树之戏，为唐司马；俎豆之弄，为周圣师。禀兰石之性，故有坚香之验。夫孙卿之言，未为得实。

如果像荀子所说，人幼小的时候没有善性。后稷还是孩子时，把种植当游戏；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以摆设祭器为游戏。石头生来坚硬，兰草生来芳香。人生下来就已禀受善良之气，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所以种植的游戏，让后稷做了尧的司马；摆设祭器的游戏，让孔子成为周的圣贤之师。禀受兰草和石头的本性，所以有坚硬和芳香的表现。所以荀子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然而性恶之言，有缘也。一岁婴儿，无推让之心，见食，号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长大之后，禁情割欲，勉厉为善矣。刘子政非之曰：“如此，则天无气也。阴阳善恶不相当，则人之为善，安从生？”

然而性恶的说法，也是有缘由的。一岁大的婴儿，没有逊让推辞的思想，一看见食物，就哭叫着想吃它；一看见好玩的，就啼哭着想玩它。长大以后，克制情感去掉私欲，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刘向指责说：“像这样，那么天就没有正常的气。阴与阳、善与恶根本不相对应，那么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夫陆贾知人礼义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恶者，虽能察之，犹背礼畔义。义挹于善，不能为也。故贪者能言廉，乱者能言治。盗跖非人之窃也，庄刺人之滥也。明能察己，口能论贤，性恶不为，何益于善？陆贾之言，未能得实。

陆贾说：“天地产生了人，就赋予他礼义的本性。人能认识到自己的礼义之性是从天地那里得到的就能顺应它，能顺应它就叫道。”陆贾知道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人也能认识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性善的人，不必认识就能自然从善；性恶的人，即便认识到了，仍然会违背礼义。礼义来自人的善性，不是靠人为得到的。所以贪婪的人会谈论廉洁，作乱的人能谈论安定。盗跖会指责偷窃行为，庄会斥责别人贪婪。他们都能够明察自己，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却因为本性恶劣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可见陆贾的话，不能符合实际。

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是见其阴者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也。处二家各有见，可也。不处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恶，未也。夫人情性，同生于阴阳，其生于阴阳，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情性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

董仲舒看了荀子、孟子的书，提出了情性的观点，说：“天的常道，是一阴一阳。人的常道，是有情有性。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阴气卑劣，阳气仁义。说性善的人，是看见了它阳的一面；说性恶的人，是看到了它阴的一面。”按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子只看到阳的一面，荀子只看到阴的一面。判定他们两家各有所见，是可以的。但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是不对的。人的情性，同时产生于阴阳，但它产生于阴阳有厚有薄。像玉石生于石中，有的纯一有的斑驳，人的情性生于阴阳，怎么能是纯粹善良的呢？董仲舒的话，不符合实际。

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夫子政之言，谓性在身而不发。情接于物，形出于外，故谓之阳；性不发，不与物接，故谓之阴。夫如子政之言，乃谓情为阳、性为阴也。不据本所生起，苟以形出与不发见定阴阳也。必以形出为阳，性亦与物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恻隐不忍，不忍仁之气也；卑谦辞让，性之发也，有与接会，故恻隐卑谦，形出于外。谓性在内，不与物接，恐非其实。不论性之善恶，徒议外内阴阳，理难以知。且从子政之言，以性为阴，情为阳，夫人禀情，竟有善恶不也？

刘向说：“人性，是生下来就如此，存在于身体里而不表露出来；人情，是和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显现在身体外面。显现在身体外面所以叫阳，存在于身体里不表露出来所以叫阴。”照刘向的说法，认为人性存在于身体里而不表露出来。人情和外界事物接触，显现在身体外面，所以叫阳；人性不外露，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所以叫阴。照刘向所说，是称人情为阳，人性为阴。这是不根据情性所产生的根源，只根据外露或不外露来判定是阴是阳。一定要把外露说成是阳，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仓促匆忙间与它同在，困顿挫折时也与它同在。怜悯不忍心，是秉承仁之气的表现；谦卑辞让，是人性的表现，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所以怜悯谦卑，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恐怕不是事实。不说人性的善与恶，而只是谈论它的内藏外露是阴是阳，道理很难弄清楚。况且按刘向的说法，以人性为阴，人情为阳，那么人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本性，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儒、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难论也。酆文茂记，繁如荣华；恢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

从孟子以下到刘向，都是学问渊博的儒生，见闻广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性，竟然没有判断准确。唯有世硕、公孙尼子这些人，比较接近正确。由此说来，事情容易了解，道理却难说清。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多得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诙谐流畅的谈论，甜得像饴糖蜂蜜一样，却不见得符合事实。

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恶不均。故有黄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浊之流，东西南北之趋。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恶禀之异也。

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高超的不能说他低下，低下的不能说他高超。认为人性没有善恶，等于说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禀承天性接受天命，实际上是一样的。命有贵有贱，性有善有恶。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等于说人的命没有贵贱。九州大地田土的性质，好坏不同。所以有黄、赤、黑的土色分别，上、中、下土质的差别；水源不同，所以有或清或浊的水流，有东西南北不同的流向。人禀受天地之性，心怀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有的人仁有的人义，那是情性的表现形式不同；遇事动作或机警或迟缓，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脸上的颜色有的白有的黑，身材有的高有的矮，到老到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性如此。人们都知道水、土、物、器的形状与特性不同，却不知道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

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我本就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的人，是具有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子所说的性恶的人，是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善和恶两个方面，是中等才智的人。如果是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道义相符合，那么以上诸说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是就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而言，以上的说法都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