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佞篇第三十三

或问曰：“贤者行道，得尊官厚禄矣，何必为佞，以取富贵？”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贵，必以佞取爵禄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谷，勉贸可以得货，然而必盗窃，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礼进退也，人莫不贵，然而违礼者众，尊义者希，心情贪欲，志虑乱溺也。夫佞与贤者同材，佞以情自败；偷盗与田商同知，偷盗以欲自劾也。

有人问：“贤能的人行先王之道，就能得到高官厚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谄媚奉承，来取得富贵呢？”我认为：谄媚奉承的人知道行先王之道就可以获得富贵，但却一定要以谄媚奉承来取得爵位与俸禄，是因为不能克制自己的贪欲；明知努力耕作可以获得粮食，勤劳经商可以获得财富，然而一定要去盗窃别人的财货，是因为私心贪欲不能得到克制。按照礼义决定自己当官或者是隐退，这样的人没有不被尊重的，然而世上还是违背礼义的人多，遵奉礼义的人少，这是私心贪婪使得人神智混乱而执迷不悟的缘故。其实，谄媚奉承的人与贤能的人才智相同，只是谄媚奉承的人因为私心而自取灭亡；偷盗的人与农民、商人才智相同，只是偷盗的人由于贪心而自投法网。

问曰：“佞与贤者同材，材行宜钧，而佞人曷为独以情自败？”曰：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

有人问：“佞人与贤人才智相同，才智和品行应该是相称的，那么佞人为何偏偏因为私心而自取灭亡呢？”我认为：富贵是人们都希望得到的东西，即使有了君子的操行，还是会有饥渴的私欲。只是君子可以用礼来克制私心，用义来抑制私欲，所以能够遵循先王之道，遵循先王之道的人就没有灾祸；小人放纵贪利的欲望，违犯礼义，所以才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献媚讨好，不正当的献媚讨好就会犯下罪过。贤人，是君子；佞人，是小人。君子与小人本来就操行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

问曰：“佞与谗者同道乎？有以异乎？”曰：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故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莫能知贤别佞。难曰：“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而莫能知贤别佞，然则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佞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

有人问：“佞人与说坏话陷害别人的谗人是一丘之貉吗？还是说二者是有区别的？”我认为：谗人与佞人都是小人，是同一路货色，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都是以嫉妒为本性，但做法与动机却不同。谗人是用言语害人，佞人是以事害人；谗人公开直言，不隐藏自己的意见，佞人则模棱两可，隐藏自己的动机；谗人没有欺诈的心计，佞人则玩弄权术诡计。所以国君可以疏远谗人而亲近仁人，却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有人会驳难说：“君主都能够疏远谗人而亲近仁人，却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那么佞人就不能被识别出来了吗？”我认为：佞人可以被识别出来，但君主往往不能识别。平庸的君主，不能识别贤人；不能识别贤人，就不能识别佞人。只有圣贤之君，通过九条道德标准来检验一个人的行为，根据办事的效果来考察一个人的言论。如果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言论经不起办事功效的检验，这样的人就不是贤人而是佞人了。国君能认清佞人才能识别贤人，能识别贤人才能认清佞人；认清了佞人就自然能发觉贤能智慧之人，认清了贤人就会自然识别出奸佞之人。贤人与佞人有不同的操行，考察他们时要用相同的道德标准；他们的情感动机有异，观察他们时要用相同的考功准则。

问曰：“九德之法，张设久矣，观读之者，莫不晓见，斗斛之量多少，权衡之县轻重也。然而居国有土之君，曷为常有邪佞之臣与常有欺惑之患？”曰：无患斗斛过，所量非其谷；不患无铨衡，所铨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

有人问：“用九条道德标准检验一个人操行的方法，已经设立很久了，读过《尚书·皋陶谟》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就好比拿斗斛来量多少，拿秤来称轻重一样。但是当今在位的君主，为什么常常身边会有奸邪的佞臣，常常会有被欺骗迷惑的祸害呢？”我认为：不怕斗斛本身不准确，问题在于所量的不是该量的谷物；不怕没有秤，问题在于所称的不是该称的东西的缘故。处于人君之位的人，都知道用“九德”可以检验一个人的操行，根据办事的实际功效可以了解人的情感动机，然而仍旧昏乱不能发现佞人，是因为没有完全考察明白的缘故。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能够考察的行为；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能识别的思想动机。

问曰：“行不合于九德，效不检于考功，进近非贤，非贤则佞。夫庸庸之材，无高之知，不能及贤，贤功不效，贤行不应，可谓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袭。若知无相袭，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贤佞殊行，是是非非。实名俱立，而效有成败；是非之言俱当，功有正邪。言合行违，名盛行废，佞人。

有人问：“操行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办事的功效经不起考核官吏准则的检验，这种人很接近于不贤，不是贤人那就是佞人了。那些平庸之材，没有高明的才智，比不上贤人，不能建立贤人的功绩，不具备贤人的操行，可以叫这种人为佞人吗？”我认为：人与人相比，才能有够不上的，操行有赶不上的，功绩有比不上的。即使智力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为取舍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贤人与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一个人的实际德行与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是他办事的结果也会有成功有失败；对是非的评价虽然都很恰当，但是他办事的结果也会有对有错。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为却与之背道而驰，名声很大却操行败坏的人，才是佞人。

问曰：“行合九德则贤，不合则佞，世人操行者，可尽谓佞乎？”曰：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圣王刑宪，佞在恶中；圣王赏劝，贤在善中。纯洁之贤，善中殊高，贤中之圣也。善中大佞，恶中之雄也。故曰：观贤由善，察佞由恶。善恶定成，贤佞形矣。

有人问：“如果操行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人就是贤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那么那些只具备社会上一般操行的人能说都是佞人吗？”我认为：凡是操行不好的人都是恶人，恶人中犯上作乱的，叫无道；恶人中善于弄虚作假的，叫佞人。圣王制定的刑罚与法令中，佞人被列在恶人当中；圣王奖赏与劝勉的对象中，贤人被列在善人中。纯笃廉洁的贤人，是善人中最高尚的，是贤人中的圣人。恶人中最大的佞人，是恶人中的魁首。所以说：由善人中可以考察出贤人，由恶人中可以考察出佞人。只要断定出善人与恶人，那么贤人与佞人也就显露出来了。

问曰：“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今以是者为贤，非者为佞，殆不得贤之实乎？”曰：聪明蔽塞，推行谬误，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一狱吏所能定也，贤者见之不疑矣。

有人问：“耳目视听有堵塞遮蔽的时候，做事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如今只把操行符合‘九德’与做事有功效的人当作贤人，否则就认为是佞人，恐怕没有把握到贤人的实质吧？”我认为：耳目视听堵塞遮蔽，做事发生错误，这是人都会有的缺点。所以《尚书》说：“明知故犯，即使罪再小也要严惩；无心之过，就算错误再大，也可以宽恕。”圣明的君主要考察犯罪的动机，所以能严惩明知故犯的人，宽赦误犯过失的人。故意犯法就加重处理，误犯过失可以从轻发落，这是一个狱吏都能决定的，那么圣王依动机能够考察出贤人也是肯定的了。

问曰：“言行无功效，可谓佞乎？”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于关外；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于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于贤。夫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若夫阴阳调和，风雨时适，五谷丰熟，盗贼衰息，人举廉让，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贵美，术数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记功，故高来祀，记录成则著效明验，揽载高卓，以仪、秦功美，故列其状。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权说立功为效。无效，未可为佞也。

有人问：“人的言论与行为没有功效，可以称其为佞人吗？”我认为：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向关外出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得六国不敢共同进攻关内。六国结盟合纵，则秦国畏惧而六国强大；秦国一施行连横，则秦国强大而六国弱小。苏秦、张仪行合纵连横之术，功绩卓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书籍史册之中，即使是贤人又怎么能超过他们的功绩呢？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过许多贤人的事迹，苏秦与张仪在《史记》中分别有传，其中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与名声均相当，与贤人没有两样。一个人功绩的大小不能证明他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苏秦与张仪是替君主排忧解难的人，处于战乱的时代，推行合纵、连横的主张。此时，后稷和契也不能与他们争计谋，禹和皋陶也不能和他们比功效。如果说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失，人人都廉洁谦让，是人们遵行道德教化的功效，那么禄命显贵美好，则是权术所致，并非是道德所能成就的。司马迁记载功绩，是有意向后代加以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便突出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的人物，因为苏秦、张仪的功绩显著，值得赞美，因此在《史记》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由此说来，佞人也能够以权术游说建立功绩，做出成效。可见没有功效的，是不能称为佞人的。

难曰：“恶中立功者谓之佞。能为功者，材高知明。思虑远者，必傍义依仁，乱于大贤。故《觉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说而不见其非，何以知其伪而伺其奸乎？”曰：是谓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见。后又贤之君，察之审明，若视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数局上之棋，摘辕中之马。鱼鳖匿渊，捕渔者知其源；禽兽藏山，畋猎者见其脉。佞人异行于世，世不能见，庸庸之主，无高材之人也。

有人会驳难说：“恶人中建立功效的称之为佞人。而能建立功效的人，才智一定很高明。深谋远虑的人，他们一定依靠仁义，混杂在大贤之中。所以《觉佞》篇说：‘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辞犀利；君主喜欢文采，佞人便文章华美。’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欢便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能了解他们的虚假并察觉他们的奸邪呢？”我认为：这指的是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头脑糊涂，被蒙蔽迷惑而不能明察。至于圣贤的君主，就能察看得清楚明白，就像是看砧板上的肉脯，指出手掌中的纹理，数出棋盘上的棋子，指点车辕中的马匹一样。鱼鳖潜藏在深渊之中，但捕鱼的人知道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藏在深山中，但打猎的人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佞人的操行与一般人不同，但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平庸的君主，就是没有高超才智的人。

难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言操合同，何以觉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言，以揆其来行，听其来言，以省其往行，观其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诈善设节者可知，饰伪无情者可辨，质诚居善者可得，含忠守节者可见也。人之旧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学求合于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上奢，己丽服；上俭，己不饬。今操与古殊，朝行与家别。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会发见，奸为觉露也。

有人会驳难说：“‘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辞犀利；君主喜欢文采，佞人便文章华美。’既然佞人的言论操行都与君主心意投合，又怎么能察觉出他们呢？”我认为：《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法》上说：“推究他以前说过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现在所说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为，观察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考察他的内心的想法来判断他外在的言行。”所以伪装善良，故作清高的人是可以被知道的，装饰虚假而不真实的人是可以被辨清的，质朴诚实为善的人是可以被发觉的，心怀忠诚坚持节操的人是可以被发现的。佞人原来的才性本来不善于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辩论以迎合于君主。佞人本来没有作文的才能，由于君主喜欢文采，佞人便学作文以符合君主的爱好。君主奢侈，佞人就穿着华丽的服饰；君主节俭，佞人就不修饰打扮。佞人现在的操行与其以往并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也与在家有别。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来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观察他们供养双亲的仪节，来弄清他们侍奉君主的操行，如果内外不相称，名实不相符，破绽就会显现出来，那么奸邪虚假就被发觉和揭露出来了。

问曰：“人操行无恒，权时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挠。权变所设，前后异操；事有所应，左右异语。儒书所载，权变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实乎？”曰：贤者有权，佞者有权。贤者之有权，后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后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观其所权，贤佞可论；察其发动，邪正可名。

有人问：“人的操行不会永恒不变，有时会权衡时势采取适当的措施，诚实的人有时也会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正直。一个人斟酌时势变化而有所安排，因此前后行为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因此不同的场合可以说不同的话。儒书上记载，权宜变通的事例不仅一种。现在只是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只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吧？”我认为：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贤者施行权宜之计，违反了常规，后来会有好的结果；佞人施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会得到坏的结果。所以说贤人施行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和国家；佞人施行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和私家。考察他们所施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出贤人与佞人了；考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分辨奸邪与正直了。

问曰：“佞人好毁人，有诸？”曰：佞人不毁人。如毁人，是谗人也。何则？佞人求利，故不毁人。苟利于己，曷为毁之？苟不利己于，毁之无益。以计求便，以数取利，利则便得。妒人共事，然后危人。其危人也，非毁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誉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败而不仇，隐情匿意为之功也。如毁人，人亦毁之，众不亲，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于上？

有人问：“佞人喜欢诋毁别人，有这种事吗？”我认为：佞人不会诋毁别人。如果诋毁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谗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佞人追求私利，所以不诋毁人。如果一个人有利于己，为什么要去诋毁他呢？如果一个人无利于己，诋毁他也没有好处。佞人用计谋求得好处，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处便得到了。如果嫉妒与他一起当官的人，才会在之后去危害别人。佞人危害别人，不是去诋毁别人；害人，也不是薄待别人。佞人用称赞别人的方法去危害人，所以别人不知道；用厚待别人的方法去危害人，所以别人并不怀疑。因此佞人危害别人，别人遭到危害却不怨恨他；损害别人，别人遭到损害却不仇恨他，这就是佞人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得很巧妙的缘故。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弄得众人不亲近，士人不依附，他怎么能在社会上容身而从君主那里取得利益呢？

问曰：“佞人不毁人于世间，毁人于将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将，不毁人于将。“然则佞人奈何？”曰：佞人毁人，誉之；危人，安之。“毁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声显闻，将恐人君召问，扶而胜己，欲故废不言，常腾誉之。荐之者众，将议欲用，问人人，必不对曰：“甲贤而宜召也。何则？甲意不欲留县，前闻其语矣，声望欲入府。在郡则望欲入州，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损誉者，好臣所当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两相益，舍之不两相损。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有人问：“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别人，会在官长面前诋毁别人吗？”我认为：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官长，而不在官长面前诋毁别人。又问：“那么佞人是如何做的呢？”我认为：佞人要诋毁别人，就先在表面上赞扬他；要危害别人，就先在表面上安抚他。“那么怎样诋毁、危害别人呢？”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和超凡的才智，声名显赫，佞人怕甲被郡守召见询问，提拔甲而超过自己，想要借别的理由使甲被废置不用而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对甲大加赞扬。由于推荐甲的人有很多，在郡守商议要征辟任用他时，来询问佞人的意见，佞人一定会说：“甲很贤能应该被召见任用。为什么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希望进入郡府。在郡里则希望进入州府，由于志向高远所以操行就与一般人不同，眼光太远所以心思就不会关心近处。屈才而任用他，他心里就会不满意，不满意就托病不应召。任命他以低下的官职，又会戕害了贤人，戕害贤人又会损害威信。所以说郡守之所以会折损声誉，是因为喜欢把可以做部下的人都当作部下的缘故。郡守如果估量自己可以迁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若不能迁就他，任用他就没有好处了。”任用他，双方都不会有补益；不任用他，双方都不会有损害。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话，就对甲弃置不用了。

问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将有师学检也？”曰：人自有知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从横，师则鬼谷也。传曰：“苏秦、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苏秦相赵，并相六国。张仪贫贱往归，苏秦座之堂下，食以仆妾之食，数让激怒，欲令相秦。仪忿恨，遂西入秦。苏秦使人厚送。其后觉知，曰：“此在其术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苏君者。”知深有术，权变锋出，故身尊崇荣显，为世雄杰。深谋明术，深浅不能并行，明暗不能并知。

有人问：“佞人只是凭借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来观察揣摩世人的，还是有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呢？”我认为：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骗人，但是他游说君主的时候，就需要一套权术来打动君主了，就像有本领的武将自有勇武之气对人产生一种威压，但等到打仗时，就必须运用兵法来指挥军队进攻。佞人的权术就是合纵连横之类，老师则是鬼谷子一类人。传记中说：“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是从鬼谷先生那里学来的，鬼谷先生在地上挖了一个坑，说：‘能下到坑里通过游说使我的眼泪流出来，就能得到君主分封的土地。’”苏秦跳下去，说得鬼谷先生眼泪沾湿了衣襟，而张仪就不如苏秦。苏秦在赵国做相国，后来同时做了六个国家的相国。张仪当时贫困低贱，前去归附苏秦，苏秦让他坐在堂下，拿仆人的饭菜给他吃，又多次责备以激怒张仪，想促使张仪去秦国做相国。张仪愤恨不满，于是西去秦国。苏秦派人以厚礼相送。张仪后来有所察觉，说：“我这是落在了苏秦的权术之中，而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不如苏秦的地方。”苏秦智谋深邃有权术，权宜变通出奇制胜，所以自身尊贵受人推崇，成为世人称颂的英雄豪杰。深邃的计谋，高明的权术，它奥妙的内在不会与它浅显的表面一同表现出来，它明显易知的地方不会和其隐晦难治的地方一同被人看明白。

问曰：“佞人养名作高，有诸？”曰：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于小人，不行于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佞人贪利名之显，君子不安下则身危。举世为佞者，皆以祸众。不能养其身，安能养其名？上世列传，弃宗养身，违利赴名，竹帛所载，伯成子高委国而耕，於陵子辞位灌园。近世兰陵王仲子、东郡昔卢君阳，寝位久病，不应上征，可谓养名矣。夫不以道进，必不以道出身；不以义止，必不以义立名。佞人怀贪利之心，轻祸重身，倾死为僇矣，何名之养？义废德坏，操行随辱，何云作高？

有人问：“佞人通过培养名声来抬高自己，有这回事吗？”我认为：佞人贪图私利，垄断大权，并不会通过培养名声来抬高自己。因为谋得权柄，占据要职，崇高的名望自然就树立起来了。这种行为受到小人的推崇，而君子却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道义与私利是相互矛盾的，正直与奸邪是相反的。道义可以打动君子，私利则使小人动心。佞人贪图私利与名声的显赫，君子若是不甘居其下就会自身难保。察看世上所有的佞人，都是以遭祸而告终。连身体都难以保全还怎么培养名声呢？上古史传所记载的，都是那些放弃尊贵地位而修养自身的品德，抛弃物质利益而追求崇高名望的人，像是史册中所记的伯成子高放弃国君之位去耕地，於陵子不受相位而去为人浇灌菜园那样的事迹。近代兰陵的王仲子，东郡的昔卢君阳，放弃官位，托词久病，不接受君主的征召，可以称得上培养名声了。不遵循道义去做官，就不会因道义而献身；不根据道义辞官，就不会按照道义来树立名声。佞人怀有贪图私利的心，轻视后患，只看重自身的富贵，这样就会遭到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名声的培养？道义被废弃，品德败坏，从而操行污浊，还说什么抬高自己？

问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难知。何则？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难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盗难觉，大盗易知也。攻城袭邑，剽劫虏掠，发则事觉，道路皆知盗也。穿凿垣墙，狸步鼠窃，莫知谓谁。曰：“大佞奸深，惑乱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虞舜大圣，驩兜大佞。大圣难知大佞，大佞不忧大圣，何易之有？”是谓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何则？佞人材高，论说丽美。因丽美之说，人主之威，人立心并不能责，知或不能觉。小佞材下，对乡失漏，际会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难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见之著；漏小，下见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民。”误设计数，烦扰农商，损下益上，愁民说主。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聚敛，季氏不知其恶，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有人问：“大佞容易被识别呢，还是小佞容易被识别呢？”我认为：大佞容易识别，小佞难以识别。为什么呢？大佞才智高超，他的行迹容易被人察觉；小佞才智低下，他的痕迹难以察觉。用什么来证明呢？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小盗难以察觉，大盗容易被发现。攻打城池，袭击村邑，抢劫掳掠，这些事一旦发生就会被察觉，众人就都知道有盗贼了。挖墙打洞，像狸猫一样脚步敏捷，像老鼠偷吃东西一样隐蔽，就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了。有人会驳难说：“大佞老谋深算，能够迷惑扰乱别人，如果他们容易被识别，君主为何会难以识别他们呢？《尚书·皋陶谟》上说：‘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就是明智了，这一点连帝舜都很难做到。’虞舜是大圣，驩兜是大佞。大圣难以识别出大佞，大佞不害怕大圣，怎么能说大佞容易识别呢？”我认为：这就是说从下层的社会上识别佞人与从上层的庙堂识别佞人是两回事。就庙堂上来说，大佞难以识别，小佞容易识别；就社会上来说，大佞容易识别，小佞难以识别。为什么呢？大佞才智高超，论说时辞句奢丽华美。凭借着奢丽华美的言辞，使君主折服，君主内心并不会责备他，才智有时也难以察觉。小佞才智低下，对答失错，破绽显露，君主就会警觉，就能识破他的计谋。所以说从上层庙堂上看大佞难以识别而小佞容易识别。房屋顶上漏雨，知道屋漏的人在屋里。漏雨的地方大，下面的人看见的就明显；漏雨的地方小，下面的人看见的就不明显。这就像是从下层社会上看大佞容易识别而小佞难以识别。有人对孔子说：“冉雍有仁德而不会花言巧语。”孔子说：“为什么一定要能说会道呢？用狡辩来对付人，总是会被人讨厌的。”错误地提出一些主张，烦扰农民和商人，使百姓利益受损而君主得利，使人民愁困而使君主高兴。使君主利益受损而百姓得利，是忠臣的主张；使百姓利益受损而君主得利，是佞人的主张。“季康子比周公富有，但冉求还为他搜刮财物使他更加富有。孔子说：‘弟子们可以敲起鼓去声讨他。’”搜括财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恶，不知道是人民都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