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韩篇第二十九

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故其论儒也，谓之“不耕而食”，比之于一蠹。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于鹿、马。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鹿无益，马有用也。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

韩非子的政治主张，是明确法令崇尚功用。即便是贤人，如果对国家没有好处就不加赏赐；即便是不贤的人，对统治秩序没有害处也不施惩罚。讲求功用注重赏赐，任用刑法施行惩罚。所以他评论儒家，说他们“不耕田却有饭吃”，把他们比作一种蛀虫。在评论儒家有用或无用的时候，又拿他们与鹿和马相比。说马长得像鹿就能价值千金，天底下有价值千金的马，没有价值千金的鹿，这是因为鹿没有用处，马有用处。儒者就像鹿，而有用的官吏就像马一样。

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于首而立于朝，受无益之服，增无益之仕，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莫过跪拜。使韩子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未必有贼于身体也。然须拜谒以尊亲者，礼义至重，不可失也。故礼义在身，身未必肥；而礼义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谓有益，礼义不如饮食。使韩子赐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为之乎？夫拜谒，礼义之效，非益身之实也，然而韩子终不失者，不废礼义以苟益也。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不得战也。

韩非子知道用鹿和马做比喻，却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打比方。假如韩非子不戴帽子，只穿着鞋子上朝，我会听从他责难儒生的话。把帽子戴在头上站立在朝堂上，戴了个没有用的服饰，多了件没有用处的事，说的与穿戴的不一样，行动与主张相违背，我因此要否定他的说法而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烦苦劳顿人的身体，对人的身体没有好处的举动，莫过于跪拜。如果韩非子遇到人不拜，见到国君和父亲不下跪，未必对身体有伤害。然而之所以要通过跪拜来尊敬父母，是因为礼义非常重要，不能违背。所以人身具礼义，身体未必会变得肥胖；而人身无礼义，身体也不一定就消瘦而变得衰弱。就对身体是否有好处来说，礼义不如饮食。如果韩非子在君主和父亲面前得到赏赐的食物，不跪拜就吃，他会这样做吗？所谓跪拜，是礼义的表现，而不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实效，然而韩非子始终不违反它，是因为不该废掉礼义来苟求对身体有好处。儒生，追求的是礼义；耕田征战，谋求的是饮食。崇尚耕田、征战而轻视儒生，是废弃礼义而谋求饮食啊。如果礼义被废弃，礼法被败坏，上下关系就会混乱而阴阳二气也会错乱，下雨天晴不合时节，五谷不能成熟，百姓就会饿死，那农民就不能耕种，战士也不能打仗了。

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故以旧防为无益而去之，必有水灾；以旧礼为无补而去之，必有乱患。儒者之在世，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庠序之设，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废，道不可弃。儒生，道官之吏也，以为无益而废之，是弃道也。夫道无成效于人，成效者须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须不蹈者；身须手足而动，待不动者。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战所须待也，弃而不存，如何也？

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去而不用。孔子说：“端木赐呀！你可惜那只羊，我可惜那种礼。”这是说子贡不愿意浪费羊，孔子不愿意废掉礼。所以认为过去的堤防没有用处而把它拆了，一定会有水灾；认为过去的礼制没用处而把它废除，一定会有祸患。儒生活在世上，就像是礼义的旧堤防，有他们看似没啥好处，没有他们就会有损害。学习的设立，自古就有。重视礼教和传统，所以建立官署设置官吏。官署不能废弃，礼义也不能抛弃。儒生，就是掌管礼义的官吏，如果认为没有用处而废掉他们，这是抛弃了礼义。礼义对于人不直接产生具体效果，可有具体效果的事都要依靠礼义才能成功。这就像脚踩着路行走，所踩的路，要靠没有踩到的地方支撑；人的身体要依靠手足来行动，手足则要依靠不动的躯干来带动。所以有的事情看似没有用处，但有用之处要依靠它来实现，有的事情看似没有效果，但具体效果要依靠它来达到。儒生，是耕种和征战所依靠的，要是抛弃他们而使之不存在，那怎么行呢？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闻伯夷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此上化也，非人所见。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使魏无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国也，兵无不胜。兵加于魏，魏国必破，三军兵顿，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阖门之士，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齐有高节之士，曰狂谲、华士。二人，昆弟也，义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于齐，以此二子解沮齐众，开不为上用之路，同时诛之。韩子善之，以为二子无益而有损也。夫狂谲、华士，段干木之类也，太公诛之，无所却到，魏文侯式之，却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韩子善干木阖门高节，魏文式之是也；狂谲、华士之操，干木之节也，善太公诛之，非也。使韩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则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为有功，是韩子不赏功尊有益也。

韩非子指责儒生，说他们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大概是说一般的儒生操行不好，行为举止不重礼义，打着儒生的名号行为却和一般人一样，拿真才实学做幌子却提出错误的主张，贪图官位向往荣耀，所以不值得尊重。那些志向高洁行为光明，不谋求爵位俸禄，抛弃卿相的高位就像脱掉鞋子一样的人，居于官位履行职务，即使没有建立功绩，却是以推行礼义为己任的人。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礼义啊。百姓没有礼义，国家就要灭亡君主就会遭殃。现在儒生的操行，重视礼义热爱仁义，引导那些不懂礼义的人，激励那些没有仁义的人，使人民变得善良，热爱自己的君主，这也是有好处的。“凡是听到伯夷的高风亮节，贪婪者也会变得廉洁，懦弱者也会立定志向。”“听到柳下惠的高风亮节，刻薄者也会变得敦厚，见识浅薄者也会变得宽宏大量。”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见的。段干木闭门隐居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敬重他，坐车经过他居住的里巷时要扶轼俯身表示敬意，秦国军队听到此事，始终不敢攻打魏国。如果魏国没有段干木，秦国军队攻入国境，魏国的领土就会遭到危害甚至灭亡。秦国，是强国，军队战无不胜。如果攻打魏国，魏国一定会被攻破，军队陷于苦战，士兵流血千里。现在魏文侯对闭门不肯出来做官的人扶轼俯身表示敬意，使强大的秦国军队退却，保全了魏国的领土，挽救了军队将士，论功没有比他更大的，受赏没有能够超过他的。齐国有节操高尚的人，叫狂谲和华士。这二人，是兄弟，坚持道义而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在不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里做官。姜太公受封在齐地，认为这两个人会瓦解齐国民众的士气，开了不为君主效劳的先例，就同时杀了他们。韩非子赞许这种做法，认为这两个人都没有用处只有害处。狂谲、华士，和段干木是一类人，姜太公杀了他们，没有去除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魏文侯扶轼俯身表示敬意，使强大的秦军退却而保全了魏国，谁的功劳大呢？如果韩非子赞许段干木闭门不做官的高尚节操，那魏文侯扶轼俯身对他表示尊敬就是对的；而狂谲、华士的节操，就如同段干木的节操一样，韩非子赞许姜太公杀了他们，就是错的。如果韩非子否定段干木的操行，贬低魏文侯扶轼俯身对他表示尊敬，那段干木正是以这样的操行而对国家有好处，魏文侯扶轼俯身的方式有功效，这就是说韩非子不奖励功劳和不尊重有用的人了。

论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虽全国有益，非所贵也。”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为此乎？六国之亡，皆灭于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劲也，然而不胜，至于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孟贲之意，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犹童子操刃，孟贲不避也。其尊士式贤者之闾，非徒童子修礼尽敬也。夫力少则修德，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礼也。夫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谓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议论者中有人会说：“魏文侯经过段干木所住的里巷时扶轼对其表示敬意，秦军因此举而不去攻打魏国，但这并不是法制的功效。这一功效是特殊的情况，并不能经常实行，虽然在保全国家方面起到了作用，但也不值得特别重视。”那么，法制的功效，所指的是什么呢？养三军将士，明赏罚法令，严刑峻法，富国强兵，这就是法制的功效。根据秦的强大，会因为你的国家有法制就不来攻打吗？六国灭亡，都灭亡在秦国的军队手中。六国的军队不是不精锐，士兵的力量不是不强劲，然而兵斗不胜，至于兵败亡国，在于国力的强弱不一样，士兵的多少不相当，即使法制严明，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假使小孩违背了孟贲的意愿，孟贲发怒，小孩拿着武器跟孟贲对打，小孩肯定不能取胜，是因为小孩的力量远远不如孟贲。要是孟贲发怒，而小孩讲究礼节对他非常恭敬，孟贲就会不忍加害于他了。秦国与魏国，就像孟贲与小孩一样。魏国有法制，秦国肯定不会感到畏惧，就像小孩手持兵器，孟贲一定不会躲避一样。何况魏文侯尊重士人，经过里巷时对贤者表示敬意的做法，不仅仅是小孩似的讲究礼节毕恭毕敬可以相比的。力量弱小就修养德行，军队强大就该发扬军威。秦国因为兵力强大，耀武扬威战无不胜，却撤回军队，不去侵犯魏国的领土，是因为秦国尊重段干木的操行，推崇魏文侯的礼义。敬重贤能，就是弱国的法制，是力小者强有力的辅助。说敬重贤能不是法制的功效，怎么行呢？

高皇帝议欲废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张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礼之。高祖见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韩子为吕后议，进不过强谏，退不过劲力，以此自安，取诛之道也，岂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也。

高祖皇帝想废掉太子，吕后为此十分担忧，就召见张子房来出谋划策，张子房教太子用谦恭的态度去迎请商山四皓来朝廷，并优厚地礼待他们。高祖看见了四皓，心中废掉太子的想法就消失了，这样太子的地位就安稳了。假使让韩非为吕后出谋划策，上策不过是极力向高祖劝谏，下策不过是使用武力威胁高祖而已，希望以此来稳定太子的地位，但这实际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岂止是会丢掉太子的地位？太子通过敬重厚待四皓消除了高皇帝废掉太子的念想，如同魏文侯经过里巷时对段干木表示敬意，使得秦军退却一样。

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关于治理国家的方法，所要培养的东西有两种：一为养德，二为养力。所谓养德，就是供养名望极高的人，以表示君主能敬重贤人；所谓养力，就是供养力大的人，以表明君主能够用兵。这就是所谓的文治武功都有所建立，德操武力都有所具备。遇见问题，或者可以用高尚的德操去化解，或者可以用强大武力去征服。对外要用德操来自立，对内要用武力来装备自己。仰慕道德的国家可以不战而使他们归服，蔑视德操的人会因为害怕强大的军队而退却。徐偃王修行仁义，各地前往朝见的有三十二个国家，强大的楚国听说这件事，就发兵灭掉了它。这表明徐偃王只有道德操行，却没有武力方面的防备。可见，德行不可能单独负担起治理国家的作用，武力也不可能单独负担起抵抗敌人的作用。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培养德操，徐偃王的德操不能完备武力，他们二人都失于偏颇，各有不足。从徐偃王忽视武力而遭祸一事，就能知道韩非一定会因忽视德操而遭受祸患。

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犹草木异质，不可复变易也。狂谲、华士不仕于齐，犹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贪富贵，非时疾世，义不苟仕，虽不诛此人，此人行不可随也。太公诛之，韩子是之，是谓人无性行，草木无质也。太公诛二子，使齐有二子之类，必不为二子见诛之故不清其身；使无二子之类，虽养之，终无其化。尧不诛许由，唐民不皆樔处；武王不诛伯夷，周民不皆隐饿；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闾，魏国不皆阖门。由此言之，太公不诛二子，齐国亦不皆不仕。何则？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为也。夫人所不能为，养使为之，不能使劝；人所能为，诛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则太公诛二子，无益于化，空杀无辜之民。赏无功，杀无辜，韩子所非也。太公杀无辜，韩子是之，以韩子之术杀无辜也。

人们禀受天性，清高、污浊、贪婪、廉洁，各有操行，就像草木各有不同的本质特征，不可能再改变一样。狂谲、华士不肯仕宦于齐国，就像段干木不肯在魏国做官一样。他们天生品行清高廉洁，不贪图富贵，针砭时政，忧虑时势，坚持道义不肯随便做官，即使不杀这些人，这些人的品行也是普通人不可能效法的。姜太公杀了此二人，韩非认为做得对，这是认为人不存在天生不变的品行，草木没有各自不变的本质。姜太公杀了他们，假使齐国还有像他们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为他俩被杀的缘故，就放弃自身的清高；假使没有他们这样的人，即使供养他们，他们的品行也终究不会影响到别人。尧不杀许由，尧时的百姓也没有全都隐居；周武王不杀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没有都隐居饿死；魏文侯路过里巷时对段干木表示敬意，魏国的人也没有都闭门不出。由此说来，姜太公如果不杀狂谲、华士二人，齐国的人也不会都不出来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操行清高廉洁，不是人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的。既然人不能通过努力做到操行清高廉洁，那么即使供养二人让他们去影响大众，也不可能使大众因为他们的劝勉而做到清高廉洁；如果人通过努力能够做到操行清高廉洁，那么即使用杀人的办法来禁止，也是无法禁止人们养成清高廉洁的操行的。那么，姜太公杀掉此二人，对于教化并没有好处，只是白白地杀死了无辜的人。奖赏无功的人，诛杀无罪的人，这是韩非所反对的。姜太公杀无辜之人，韩非表示赞同，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就是杀死无罪的人了。

夫执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诛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赏之乎？赏须功而加，罚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赏出仕未有功之人，则其诛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韩子是之，失误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利欲不存于心，则视爵禄犹粪土矣。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则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贪，故能立功；㤭，故能轻生。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太公遗此法而去，故齐有陈氏劫杀之患。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那些坚持不做官的人，未必犯有明确的罪名，姜太公就杀了他。那么如果出来做了官却没有功绩，姜太公会奖赏他吗？奖赏一定要有功绩才能授予，惩罚也要有罪过才能执行。假使姜太公不奖赏出来做官而没有功绩的人，那么他诛杀不做官却没有罪恶的人，就是错误的，韩非子赞同他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言论。而且不愿做官的人，本性廉洁少欲；喜欢做官的人，本性贪婪好利。利益欲望不存于心中的人，把爵位和俸禄看成像粪土一样。本性廉洁就会极端节俭，本性贪婪就会奢侈无度。奢侈无度，那么他想得到的东西连君位也在其中。考察古代篡权叛逆的臣子，很少有清白廉洁的人。本性贪婪的人，所以能够建立功绩；本性狂妄的人，所以能够轻置生死。积累功绩可以受重赏，奢侈无度就会贪图君主的位置。姜太公留下这样的做法且发展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齐国就发生了陈氏代齐的灾祸。姜太公的这一政治主张，是最终会导致劫持杀君主之事发生的法术。韩非赞同他的主张，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会导致国家危亡的法术。

周公闻太公诛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类也，周公礼之，太公诛之，二子之操，孰为是者？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于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于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车，马无罢驽；尧、舜治世，民无狂悖。王良驯马之心，尧、舜顺民之意。人同性，马殊类也。王良能调殊类之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则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驯马也；太公之诛二子，宋人之刭马也。举王良之法与宋人之操，使韩子平之，韩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马，宋人贼马也。马之贼，则不若其全；然则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韩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贼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术与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韩子好恶无定矣。

周公旦听见姜太公杀了狂谲和华士二人，就指责这种做法不对，于是便亲自拿着礼物谦卑地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如同狂谲和华士一样，周公以礼对待他们，姜太公却杀掉他们，他们两人的做法，谁是对的呢？宋国有个车夫，马不前进，就拔剑杀掉它并丢到沟里；又驾一匹马，马又不前进，他又杀掉马丢到沟里。像这样干了好几次。用这样威吓的方法驯马，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这不是王良驯马的方法。王良驾车，没有疲沓不前的劣马；尧、舜治理国家，百姓没有狂妄作乱的。王良是驯服马的心，尧、舜是顺服百姓的思想。人和人的本性相同，与马则是不同的种类。王良能调理与人不同种类的马，姜太公却不能劝导同本性的人。这样看来，周公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驯马的做法是一样的；姜太公杀死狂谲和华士两人，跟宋国的车夫杀马的做法是一样的。拿王良驯马的方法与宋国车夫驯马的做法让韩非评价，韩非一定认为王良对而指责宋国车夫错。因为王良保全了马的性命，而宋国车夫则杀死了马。马被杀，不如保全它的性命；如此说来，百姓被杀，就不如让他活着。如果韩非否定王良的方式，那么他自己就跟宋国车夫一样，主张治国要杀害善人了。如果他否定宋国车夫的做法，然而宋国车夫的做法跟姜太公相同，他一面否定宋国车夫，一面又赞同姜太公的做法，就说明韩非的好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治国犹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伤害之操，则交党疏绝，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国，治国之道当任德也。韩子任刑独以治世，是则治身之人任伤害也。韩子岂不知任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夫世不乏于德，犹岁不绝于春也。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国，犹天地生万物。天地不为乱岁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治理国家就像涵养自己的德行一样。一个人品德修养，如果缺少施行恩德的品行，而多有伤害别人的操行，那么亲戚朋友就会交情疏远、断绝，使自身受辱。用修养个人品德的道理来推论、类比治理国家，那么治理国家应该用道德。韩非主张依靠刑法，专用它来治理社会，这就是主张修养自己品德的人，要采用伤害别人的办法。韩非难道不知道用道德是个很好的办法吗？是因为他认为世道衰败时事变迁，民心奢靡轻薄，因此制作法度，专心于刑罚上。世上不缺乏道德，就像每年不可能没有春天一样。认为社会衰败难以用道德来治理，难道可以说因为年岁荒乱，万物就不能在春天生长了吗？君主治理一个国家，就像天地生发万物一样。天地不能因为年岁荒乱就废弃春天，君主也不能因为社会衰败就摒弃道德。孔子说：“现在的这些百姓，在三代都是以正道教化而无所阿私的啊。”

周穆王之世，可谓衰矣，任刑治政，乱而无功。甫侯谏之，穆王存德，享国久长，功传于世。夫穆王之治，初乱终治，非知昏于前，才妙于后也，前任蚩尤之刑，后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国不能废德，治物不能去春。韩子欲独任刑用诛，如何？

周穆王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十分衰败了，他运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最终招致混乱而没有功效。后来甫侯向他进谏，周穆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废刑而存德，于是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功绩一直流传到后代。周穆王治理国家，始于衰乱终于太平，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前期糊涂昏庸，之后才变得高明，而是因为先前采用蚩尤的刑法，后来采纳了甫侯的建议。治人不能抛弃恩惠，治国不能废掉道德，种植作物不能离开春天。韩非想专用刑法、采用杀人的方法来治国，怎么行呢？

鲁缪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见。君问庞是子，子服厉伯对以其过，皆君子所未曾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韩子闻之，以非缪公，以为明君求奸而诛之，子思不以奸闻，而厉伯以奸对，厉伯宜贵，子思宜贱。今缪公贵子思，贱厉伯，失贵贱之宜，故非之也。

鲁缪公问子思道：“我听说庞家的儿子不孝。他是怎样地不孝呢？”子思回答说：“君子尊敬贤良推崇品德，用嘉言善行来劝勉百姓。至于错误的行为，是小人所记的东西，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后，子服厉伯来见。鲁缪公问起庞家的儿子，子服厉伯把他的过失全都告诉了鲁缪公，全都是鲁缪公未曾听到过的。自此以后，鲁缪公便看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韩非听说这事，便指责鲁缪公，他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找出奸邪并将他们诛杀，子思不向君主揭发奸邪之事，而子服厉伯却揭发了奸邪之事并告诉了鲁缪公，子服厉伯应该被看重，而子思应当被轻视。如今鲁缪公看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这就违背了所贵与所贱应遵循的道理，所以指责鲁缪公。

夫韩子所尚者，法度也。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夫闻恶不可以行罚，犹闻善不可以行赏也。非人不举奸者，非韩子之术也。使韩子闻善，必将试之，试之有功，乃肯赏之。夫闻善不辄加赏，虚言未必可信也。若此，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夫闻善不辄赏，则闻恶不辄罚矣。闻善必试之，闻恶必考之，试有功乃加赏，考有验乃加罚。虚闻空见，实试未立，赏罚未加。赏罚未加，善恶未定。未定之事，须术乃立，则欲耳闻之，非也。

韩非所崇尚的，是法制。人做了好事，按法度就要奖赏他；做了坏事，照法度就该惩罚他。君主即使没有听闻宫外的善行与坏事，根据法制这些善行和坏事都会得到处理。听见坏事不能立即进行惩罚，就像听见好事不能立即进行奖赏一样。指斥别人不检举奸邪之事，这不是韩非的主张。假如让韩非听到好事，他一定要核实此事，考核后确实有功绩，才肯奖赏。听见好事不能立即给予奖赏，因为虚假的传言未必可信。如此说来，听见好事跟没有听见好事，是没有区别的。听到好事之后不能立即奖赏，那么听到坏事以后也就不能马上惩罚。听到好事一定要考核，听到坏事也一定要去审查，考核确实有功才给予奖赏，审查确有证据才能实行惩罚。虚假而空洞的见闻，经过核实考察不能成立的话，奖赏与惩罚就不能进行。没有进行奖惩，那么事情的好坏也没有确定。没有确定的事情，必须有一套办法才能确定它，那么想靠耳朵听到的情况就进行奖赏与惩罚，显然是不对的。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于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子闻而非之曰：“子产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参伍之正，不明度量，待尽聪明、劳知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韩子之非子产，是也；其非缪公，非也。夫妇人之不哀，犹庞子不孝也。非子产持耳目以知奸，独欲缪公须问以定邪。子产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实；缪公亦不任吏，而以口问立诚。夫耳闻口问，一实也，俱不任吏，皆不参伍。厉伯之对不可以立实，犹妇人之哭不可以定诚矣。不可定诚，使吏执而问之。不可以立实，不使吏考，独信厉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郑国的子产早晨外出，走过东匠闾，听见有妇人在哭，就按住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听。过了好一会儿，让官吏把那个妇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第二天，他的车夫问：“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并不悲痛。凡是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知道他病了就会忧虑，他临死时就会担心，已经死了就会悲哀。现在她为已死的丈夫而哭，哭声并不悲哀而显出恐惧，因此可以知道其中必定存在奸情。”韩非听说这事就指责说：“子产不也多事吗！如果奸邪一定要等自己耳闻目睹之后才知道，那么郑国查出来的奸邪就太少了。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不依靠参照对比的方式去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尽力去眼观耳闻，费尽心思来发现奸邪之事，不是也太没有方法了吗？”韩非指责子产，是对的；但他指责鲁缪公，就错了。妇人的哭声不悲哀，就像庞家的儿子不孝一样。既指责子产靠耳闻目睹来发现奸妇，却又想要鲁缪公靠口问来确定奸邪之事。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而用耳闻口问来确定事实真相；鲁缪公也不依靠官吏，而用口问来确定真相。其实，耳闻和口问，是一回事，都不依靠官吏，都没有参照对比综合考察。子服厉伯回答的话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相，就如同通过妇人的哭声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相一样。不能够确定事实真相，于是子产就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不能够确定事实真相，却不让官吏去审查，偏信子服厉伯的话，以此确定未经证实的庞家儿子不孝的罪，怎么行呢？

韩子曰：“子思不以过闻，缪公贵之；子服厉伯以奸闻，缪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夫鲁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闻奸也？夫法度明，虽不闻奸，奸无由生；法度不明，虽日求奸，决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无衔，见马且奔，无以制也。使王良持辔，马无欲奔之心，御之有数也。今不言鲁君无术，而曰“不闻奸”；不言审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韩子之非缪公也，与术意而相违矣。

韩非说：“子思不把庞家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缪公反而看重他；子服厉伯把庞家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缪公却轻视他。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被重视而讨厌被轻视，所以季平子叛乱之势已成时，鲁昭公还不知道。这就是鲁昭公被驱逐的原因。”鲁昭公被驱逐出国，是因为法制不明确呢？还是因为没有及早知道奸邪呢？法制严明，即使不知道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也无从发生；法制不严明，即使天天寻找奸邪之事，也像决开水源，而用手掌去堵水一样无计可施。车夫没有马嚼子，看见马要跑，也无法制服它。让王良手上拿着马缰绳，马就没有想跑的意思，这是驾驭有道。如今不说鲁昭公没有好的方法，而是说他“没有早知道奸邪”；不说他法制不明确，而说他“没有沟通下面的情况”，韩非指责鲁缪公，跟他政治主张的基本思想是相违背的。

庞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缪公贵之。韩子非之，以为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无礼，顺情从欲，与鸟兽同。谓之恶，可也；谓奸，非也。奸人外善内恶，色厉内荏，作为操止，像类贤行，以取升进，容媚于上，安肯作不孝，著身为恶，以取弃殉之咎乎？庞是子可谓不孝，不可谓奸。韩子谓之奸，失奸之实矣。

庞氏的儿子不孝，子思不说，鲁缪公却因此看重他。韩非指责缪公，认为贤明的君主应该发掘嘉人善行而奖赏他们，探查奸邪之事而诛杀他们。那些不孝的人，是最为愚蠢的人。极其愚蠢而又不懂礼义，顺随情感放纵欲望，跟鸟兽一样。说他们“恶”，是可以的；说他们“奸”，就不对了。奸人外表和善而内心凶狠，外表强硬而内心懦弱，行为举止，模仿贤人，以求升官，向君主奉承献媚，怎么肯做出不孝的行为，而显露出自己的恶劣，招致被斥退和杀身的灾祸呢？庞氏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孝，但不能说他“奸”。韩非说他“奸”，是没有把握“奸”的实质。

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择；烁金百镒，盗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设明法于邦，有盗贼之心，不敢犯矣；不测之者，不敢发矣。奸心藏于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则不须考奸求邪于下矣。使法峻，民无奸者；使法不峻，民多为奸。而不言明王之严刑峻法，而云求奸而诛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韩子之言，与法相违。

韩非说：“几尺丈把长的布帛，一般人有机会拿就不会放弃；熔化的金子即使有百镒，盗跖也不会去夺取。”这就是说，法度严明，百姓就不敢触犯。假如国家法度严明，即使存有盗贼之心，也不敢犯法；居心叵测之人，也不敢发作。奸邪之心藏在胸中，不敢以身犯法，因为犯法使他们感到恐惧。严明的法制使他们恐惧，那么就不需要去考察奸邪发现坏事了。如果法度严明，百姓中就没有奸邪；如果法度不严明，百姓中就会有许多奸邪之人。韩非不说明智的君王需要严刑峻法，却说要寻查奸邪之人并将其诛杀。说要发现奸邪，这说明法律不严明，百姓有人触犯了它。不专心于明确法度，而去专心于发现奸邪。韩非的话，跟主张严明法度的观点是相违背的。

人之释沟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沟渠而缮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阏，其势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犹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奸，而非其不闻知，是犹不备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于水，不责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备也。然则人君劫于臣，己失法也。备溺不阏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韩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胜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胜，必矣。夫君犹火也，臣犹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奸，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人们之所以要废弃沟渠，是知道它必定会淹死人。不去堵塞沟渠而是去修造船楫的人，深知水性不可堵塞，堵塞后水的汹涌势头势必会淹死人。臣子的本性就是希望能夺取君位，就像水的本性会淹死人一样。不告诉君主防范奸邪的方法，而指责他不知道奸邪存在的情况，这就像不准备防止被水淹死的船楫，却只想事先知道水会淹死人。等被淹在水里，便不能抱怨水而应该责怪自己，是因为自己忘记了防备。这样说来，君主被臣子胁迫驱逐，是由于丧失了防范的法度。要防备被淹死不需要堵塞水源，君主要防范被胁迫驱逐也不需要事先探查哪个臣子存有邪心，韩非应该以此来教导君主自己。水的本性能灭火，如果把水盛在锅里，水开了也不会把火浇灭，这是肯定的。君像火，臣像水，法度如同锅子，火并没有去探查水是否会灭掉它，君主也不该去探查臣子所会干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