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增篇第二十五

传语曰：圣人忧世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羸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腒，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

传书说：圣人深忧世事，勤于思考，劳精伤神，损害身体，所以说尧瘦得像干肉，舜瘦得像干鸟，殷纣、夏桀那样的君王，腹部的肥肉垂下一尺多。说圣人忧虑世事关怀人民，身体瘦瘠衰弱，不能肥硕丰润，是可以的；说尧、舜瘦得像干肉、干鸟，殷纣、夏桀腹部肥肉垂下一尺多，是夸大了。

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尧、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犹易，尧、舜反难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尧、舜得禹、契不难。夫易则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臞。舜承尧太平，尧、舜袭德，功假荒服，尧尚有忧，舜安能无事。故《经》曰“上帝引逸”，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夫不与尚谓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应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

齐桓公说：“我没有得到管仲辅佐之前治国很难，得到管仲后就很容易了。”齐桓公比不上尧和舜，管仲也比不上禹和契，齐桓公治国尚且感到容易，尧和舜反而会难吗？根据齐桓公得到管仲治国很容易，可知尧和舜得到禹和契治国不会难。治国容易就少忧虑，少忧虑就不发愁，不发愁那身体就不会消瘦。舜继承了尧的太平盛世，尧和舜的美德相承，功业达到极远的地方，尧的时候还会有忧虑，舜的时候却安定无事。所以《尚书》说“上帝长久安逸”，指的就是舜。舜继承了安定太平的局面，任用贤能，恭肃己身不参与具体的事务而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真是崇高啊！舜和禹贵为天子却不参与国家的具体事务。”不参与国家的具体事务还要说他们瘦得像干鸟，如果品德恶劣又继承了衰乱的局面，就像孔子忙忙碌碌，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被容纳，理想不能实现，能说他饿得皮包骨头，直挺挺地倒在路上吗？

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

殷纣王通宵宴饮，糟堆积如山酒积聚成池，沉溺于饮酒，昼夜不停，必定是因此生病。生病就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那腹部的肥肉就不会垂下一尺多。《尚书》说：“只是过度逸乐，这也没有能够长寿的了。”魏公子无忌通宵饮宴，中毒而死。纣王虽然没死，也应该身体瘦弱。夏桀和殷纣行为相同，那也应该得同样的病，说他们腹部的肥肉垂下一尺多，不仅是夸大之词，而且又违背了事实。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

传书又说：“纣王的力量能把铁条绞成索把弯钩拉直，可以手托起房梁换柱子。”这是说他力气大。“蜚廉、恶来之类的人，都受到宠幸。”这是说喜好技能与勇力的君主，会招来有技能有勇力的人。有人说“武王伐纣，兵器上没有沾血就取得了胜利”。凭借能把铁条绞成索把弯钩拉直的力量，再加上蜚廉、恶来这类人的辅助，和周人的军队对抗，周武王的道德虽高，也不能征服一向受纣王宠爱的人的心；纣王虽然恶劣，也不会失去和他操行相同的人的心。虽然被周武王捉住，当时也应该杀伤几十上百个人。如今说兵器上没沾血，这不是纣王力量大，蜚廉、恶来辅助纣王的证明。

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祐，高祖有断大蛇、老妪哭于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于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夫相多于望羊，瑞明于鱼、乌，天下义兵并来会汉，助强于诸侯。武王承纣，高祖袭秦，二世之恶，隆盛于纣，天下畔秦，宜多于殷。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

考察周武王的祥瑞，不超过汉高祖。周武王有白鱼、赤乌的福佑，汉高祖有斩断大蛇、老妇人在路上哭泣的吉兆。周武王有八百诸侯的帮助，汉高祖有天下义兵的辅佐。周武王的骨相，只是眼睛朝上长不用抬头就可以看到太阳而已；汉高祖的骨相，眉骨突起似龙、高鼻梁、紫脖子、漂亮胡须，身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汉高祖又避开吕后逃到大泽中，吕后每次都能看见天上有祥云瑞彩的征验，而周武王没听说有这些。骨相比眼睛朝上长不用抬头就可以看到太阳多，祥瑞比白鱼、赤乌明显，天下义兵一起来会集辅助汉军，辅助力量胜过八百诸侯。周武王继殷纣王，汉高祖袭秦朝，秦二世的罪恶，远大于纣王，天下背叛秦朝的人，应该比背叛殷朝的多。考察汉高祖讨伐秦朝，回过头来又打败项羽，战场上流满鲜血，暴露的尸体数以万计，丧失军队伤亡士卒，汉高祖多次几乎死掉，然后才取得天下，可见作战艰苦，平叛艰巨。偏说周武王兵器上没沾血，这不是事实。说武王伐纣容易，是可以的；说兵器上没沾血，就是夸大了。

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

考察周攻取殷的时候，姜太公《阴谋》书上记载，给小孩吃丹砂，教他们说“要灭亡殷”。周武王的军队开到牧野，清晨点起油脂火把开始进攻。查看《武成》一篇，记载牧野之战，血流得能把木杵漂起来，染红了千里之地。照此说来，周攻取殷，和汉灭秦是同样的情况。却说攻取殷容易，兵器上没有沾血，这是美化周武王的德行，夸大了事实。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

大凡天下的事情，不能夸大或缩小，要考察它的前前后后，真相就自然会表现出来。真相自然表现出来，那是非的实情就有判断的依据了。世人说纣王能把铁条绞成索把弯钩拉直，又说周武王伐纣兵器上不沾血。用把铁条绞成索把弯钩拉直的力量去抵挡敌人，这是与孟贲、夏育相当的人；用兵器上不沾血的德行战胜敌人，这是三皇、五帝一类的人。有能把铁条绞成索的力量，不应该被降服；有兵器上不沾血的德行，不应该使用武力。如今称赞纣王的力量，那武王的德行就会被贬低；赞誉武王的德行，那纣王的力量就不大。把铁条绞成索、兵器上不沾血，两种说法不能同时成立；赞美殷纣王力量大和赞美周武王德行高，两种说法不能都对。不能都对，那其中必有一个不对。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亦失其正。一圣一贤，共论一纣，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孔子说：“纣王的坏，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君子厌恶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孟子说：“我对于《武成》一篇，所取的不过两三支竹简罢了。凭周武王这样极为仁道的人来讨伐纣王这个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使血流得把木杵都飘起来了呢？”如果按照孔子所说，流血差不多会把木杵漂起来；如果按照孟子所言，兵器上不沾血就接近事实。说把木杵漂起来言过其实，说兵器上不沾血也有失公正。一是圣人一是贤人，评论同一个纣王，而对他罪恶的轻重有不同的说法，对被杀人数多少的实情有不一样的估计。纣王的罪恶不如王莽。纣王杀了比干，王莽毒死汉平帝；纣王是凭继承而即位，王莽是窃取汉朝帝位。杀害君主的罪行重于诛杀臣子，继承君位比窃取帝位要名正言顺，那王莽的臣子士卒中背叛的人，应该多于纣王。汉军讨伐王莽，在昆阳交战，死的人数以万计，进军到渐台，流血淹没了脚趾。却偏说周武王取得天下，兵器上都没沾血，这不是事实。

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

传书上说：“周文王能喝一千钟酒，孔子能喝一百觚酒。”是想说圣人道德崇高，能够用道德来控制酒。如果一次饮宴就要喝一千钟一百觚酒，这是酒徒，不是圣人。喝酒有一定的规则，圣人胸腹的大小，和一般人相同。如果喝酒要喝千钟，那菜肴应该吃完一百头牛，喝一百觚酒那就应该吃完十只羊。如果按喝千钟酒吃百头牛，喝百觚酒吃十只羊来说，周文王的身材应该和防风氏，孔子的身体要像长狄一样巨大，才能受得住。考察周文王、孔子的身体，不及防风氏和长狄，以矮小的身体，吃喝众多的饮食，这是损害了文王道德的广大，贬低了孔子道德的崇高。

案《酒诰》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则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内饮酒尽千钟，导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纣疾恶，何以自别？且千钟之效，百觚之验，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则受福胙不能厌饱。因飨射之用酒乎？飨射饮酒，自有礼法。如私燕赏赐饮酒乎？则赏赐饮酒，宜与下齐。赐尊者之前，三觞而退，过于三觞，醉酗生乱。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赏赉左右，至于醉酗乱身，自用酒千钟百觚，大之则为桀、纣，小之则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誉乎？世闻“德将毋醉”之言，见圣人有多德之效，则虚增文王以为千钟，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考察《尚书·酒诰》篇所说：“早晚都说：‘只有祭祀时才可以用酒。’”这是说周文王告诫要慎重喝酒。早晚都告诫要慎重喝酒，那人民就会受到感化。表面上发出告诫要慎重喝酒的教令，实际上却喝尽千钟酒，这样引导人民给下属做表率，怎么能教化人民呢？沿袭纣王的恶习，怎么能使自己和纣王有所区别呢？况且喝千钟酒，喝百觚酒的效验，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如果是周文王、孔子因为祭祀而喝酒呢？那接受祭祀的酒肉是不能吃饱喝足的。如果是因为乡射而喝酒呢？乡射喝酒，自有礼法规矩。如果是私人宴会赏赐喝酒呢？那赏赐喝酒应该和下属喝得一样多。在尊长面前接受赏赐，酒过三杯就应该退下，超过了三杯，就会喝醉撒酒疯。周文王、孔子，都是遵循礼法的人，赏赐左右随从，到了喝醉撒酒疯危害自身的地步，自己又饮酒千钟百觚，说重了那就是夏桀、殷纣，说轻了那就是酒徒，凭什么来树立功德成就教化，显扬名声得到后人称颂呢？世人听到“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要喝醉了”的话，看到圣人有德高的表现，就凭空夸大说周文王喝千钟酒，孔子喝百觚酒了。

传语曰：“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为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于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踖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俯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于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书说：“纣王沉湎在酒里，把酒糟堆成小山，把酒灌成池子，像牛一样俯身而饮的有三千人，整夜地喝酒，忘了日子。”纣王虽然嗜酒，也想喝酒取乐。假如酒池在庭院当中呢？那就不能说他整夜地喝酒。坐在内室当中，关着窗户点上火烛，所以说是整夜。假如他坐在内室当中呢？每次要喝酒，都得起身去庭院，然后又返回座席，那样一来既烦劳辛苦又容易相互践踏，不会很快乐。假如酒池在内室之中，那三千人应该挨着池子而坐，俯身喝池子里的酒，抬头吃饭菜，前方有歌舞表演，才算是快乐。假如真地挨着酒池而坐，那俯身喝酒就会妨碍摆饭菜，歌舞表演也无法在前方。吃喝不按照礼仪规定，挨着酒池像牛一样俯身而饮，那么他们吃饭菜即使不用杯盘，也应该靠近鱼肉像老虎那样地吞食，那么可知以酒为池如牛而饮，并不是事实。

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节度也。夫肉当内于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共浴于酒中。而倮相逐于肉间，何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浴于酒，知不倮相逐于肉间。

传书又说：“纣王把肉悬挂起来形成肉林，让男女赤裸身体在里面相互追逐。”这是说他醉酒取乐恣意嬉戏没有节制。肉应该吃进口中，口中所吃的东西，应该干净而不脏污。如今让男女赤裸身体在其中相互追逐，肉怎么能干净呢？如果是因为喝醉了不在乎干净与脏污，那他们就应该一起在酒里洗澡。能赤裸身体在肉林内相互追逐，为何不肯在酒里洗澡呢？因为不说在酒里洗澡，就知道不可能赤裸身体在肉林内相互追逐。

传者之说，或言：“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沱于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丘；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倮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问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纣用酒，期于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实也。

流传的说法中，有人说：“驾着车给饮酒的人斟酒，骑着马给饮酒的人送烤肉，一连狂饮一百二十天才算一夜。”要说“用酒为池”，那么说驾着车斟酒就不对；说纣王“悬肉为林”，那么说骑着马送烤肉就不对。或许当时纣王醉醺醺把酒器打翻，大量的酒洒到地上，就说成是以酒成池；酿酒的酒糟堆积在一起，就说酒糟堆成了小山；在树林里挂肉，就说以肉为林；树林幽暗，人有时奔走嬉戏其中，就说是赤裸身体相互追逐；或许当时用鹿车装酒，就说成是驾着车斟酒，骑着马送烤肉；或者当时一连喝了十多夜的酒，就说成是一百二十夜；或许当时酒醉不知道问时间，就说他忘了时日。周公分封康叔的时候，告诉他纣王酗酒的事，希望他知道酗酒的害处，是想用这些事告诫他，但是没有说酒糟堆成山，酒聚成池，肉悬挂成林，整夜喝酒，忘记了时日这些事。圣人没说，可见大概不是事实。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于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传言说：“殷纣王不分时间和三千人在酒池边像牛一样俯身饮酒。”夏朝的官职有一百，殷朝的有二百，周朝的有三百。和纣王一起饮酒作乐的，不是普通百姓，一定是朝臣，而且不是小臣，必定是大官，他们的数量不可能满三千人。作传书的人想把纣王说得很坏，所以说有三千人，是夸大事实。

传语曰：“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谓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贞干也；白屋之士，闾巷之微贱者也。三公倾鼎足之尊，执贽候白屋之士，非其实也。时或待士卑恭，不骄白屋，人则言其往候白屋；或时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礼之，人则言其执贽以候其家也。

传言说：“周公拿着礼物谦恭地去贫寒的人士那儿。”说是去问候他们。三公，是国家的重臣，王者的支柱；贫寒的士人，是居住在陋巷中地位低下之人。说周公降低自己作为国家重臣的尊崇地位，拿着礼物去问候贫寒的人士，不符合事实。或许当时周公待人谦卑恭敬，不以骄傲的态度对待贫寒的士人，人们就说他去问候他们；或许当时要任用贫寒的士人，用玉璧作为礼物迎聘他们，人们就说周公拿着礼物去贫寒的人士家去问候。

传语曰：“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斫，增之也。《经》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

传言说：“尧和舜很简朴，用茅草盖屋不加修剪，以柞木为椽不加雕饰。”说用茅草盖屋柞木为椽，是可以的；说不加修剪不加雕饰，是夸大其词。《尚书》说：“辅佐制定了五服。”五服，是五种颜色的服装。穿五彩的衣服，却又用茅草盖屋柞木为椽，为何住的宫室和穿的衣服如此不相称呢？穿五彩的衣服，衣服上画着日月星辰，却用茅草盖屋柞木为椽，这不符合事实。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传言说：“秦始皇焚烧诗书，活埋儒生。”说焚烧诗书，是要灭绝五经等书籍。活埋儒生，是说他们都是携带私藏经传书籍的人。烧了那些书，活埋了那些人，诗书就灭绝了。说焚烧诗书，活埋儒生，是事实；说想灭绝诗书，所以活埋那些人，这不真实，又夸大了。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台，儒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于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为狭辅，刺周青臣以为面谀。始皇下其议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始皇许之。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七十个儒生上前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的德政。齐人淳于越进谏说秦始皇不分封子弟作为辅助，指责周青臣当面阿谀。始皇把他的建议交给李斯。李斯责备淳于越说：“这些儒生不向现实学习而去模仿古代，来指责现行的制度，惑乱百姓。我请求皇帝命令史官，把不是秦国史官的记录全部烧掉；不是博士官所主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和六国刑书的，都要送到郡守、郡尉那里集中焚毁；有敢相互私语《诗》《书》的，在闹市处死示众；以古非今的，要杀死全族；官吏知情而不检举的，和他们同罪。”秦始皇准许了这个主张。第二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在咸阳的儒生，散布了很多怪诞邪说。秦始皇派御史审问儒生，儒生相互告发，亲自判处触犯法禁的四百六十七人死罪，全部将他们活埋。焚烧《诗》《书》，起因于淳于越的劝谏；活埋儒生，起因自儒生散布邪说，被活埋的有四百六十七人。传言夸大说活埋儒生，是想灭绝《诗》《书》，又说活埋了全部的儒生。这不是事实且又夸大了。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

传言说：“空荡荡有如荆轲的里巷。”说的是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此后秦王诛灭了荆轲的九族，后来秦始皇怨恨未消，又杀光了荆轲的乡里，整个乡里都被诛灭，所以叫“空荡荡”。这是夸大之辞。

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后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损车骑。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为谁，尽捕诸在旁者皆杀之。其后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人诛之。夫诛从行于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荆轲之闾，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

秦始皇虽然无道，也没必要杀光荆轲的乡里。始皇帝临幸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车骑众多，很生气，随口说了指责的话。事后始皇身边的侍从把始皇的话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骑。始皇知道是身边的侍从泄露了他的话，却不知道是谁，就逮捕了当时所有在他身边的人并杀掉。此后有陨星落在东郡，到了地面变为石头，百姓中有人在这块石头上刻上“始皇帝死，天下要分裂”。始皇听到了，派御史挨个审问，没有人认罪，就把在石头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抓起来处死。杀死跟随到梁山宫的侍从和在石头附近居住的人，是想找到泄露谈话和刻写石头的人，不能确认，所以全部杀了他们。荆轲的邻里，对秦始皇有什么罪而要杀光他们呢？如果刺杀秦王的人躲在同乡邻里，不知道是谁，全部杀光，还说得过去。荆轲已经死去，刺客找到了，邻里百姓，为什么还要受此牵连？秦始皇二十年，燕国派荆轲刺杀秦王，被秦王发觉，肢解了荆轲来示众，没说杀光了他的邻里。那时也许诛杀了荆轲的九族，九族人口众多，都住在一个地方，诛杀九族，整个乡里差不多都被杀光，喜欢夸大的人就说整个乡里空荡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