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虚篇第二十一

世谓受福祐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

世人认为受到赐福保佑的人，是因为做好事所致；又认为遭受祸害的人，是因为做坏事所得。认为有遮掩罪行隐瞒罪过的，天地就惩罚他，鬼神就报应他。天地要惩罚的，无论罪过大小都会施行；鬼神要报应的，不论罪恶远近都会到来。

传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汝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丧其明，曾子责以有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盖以天实罚过，故目失其明；己实有之，故拜受其过。始闻暂见，皆以为然；熟考论之，虚妄言也。

传书说：“子夏死了儿子哭瞎了双眼，曾子去吊唁，因为子夏失明而恸哭。于是子夏也跟着哭了起来。子夏说：‘天啊！我没有罪过啊！’曾子生气地说：‘商，你怎么没有罪过？我和你都在洙、泗之间跟随老师学习，学成归家后在河西养老，使得河西的百姓拿你和先生相比，这是你的罪过之一；你死了父母，没有让百姓听到你有特别的悲哀，这是你的罪过之二；你死了儿子，却哭瞎了双眼，这是你的罪过之三。怎么说你没有罪呢？’子夏丢掉了手杖下拜，说：‘我错了！我错了！我离开师门独自居住，也太久了！’”子夏丧失了他的视力，曾子以有罪责备他，子夏丢掉手杖拜谢曾子的话，大概以为上天确实在惩罚过错，所以他的眼睛失明；自己确实有罪过，所以下拜接受曾子的指责。刚听说乍看到这事，都以为是这样；但仔细考虑评论它，则是虚假的说法。

夫失明犹失听也，失明则盲，失听则聋。病聋不谓之有过，失明谓之有罪，惑也。盖耳目之病，犹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听，谓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谓有过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谓伯牛不幸，故伤之也。如伯牛以过致疾，天报以恶，与子夏同，孔子宜陈其过，若曾子谓子夏之状。今乃言“命”，命非过也。且夫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所罚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无三罪。且丧明之病，孰与被厉之病？丧明有三罪，被厉有十过乎？颜渊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极祸也。以丧明言之，颜渊、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误矣。

失明和失听一样，失明就眼瞎，失听则耳聋。生病耳聋不说有过错，失明却说他有罪，真令人困惑。大概耳朵眼睛的病，就像心腹有病一样。耳朵失听眼睛失明，说他有罪，那心腹得病，可以说是有过错吗？伯牛生病，孔子从窗外抓住他的手，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推究孔子的话，是说伯牛遭遇不幸，所以悲伤。如果伯牛是因过错而染病，上天就会给以恶报，和子夏相同，孔子应该列举他的过错，就像曾子说子夏那样。如今孔子只说是“命”，命不是过错。况且上天惩罚人，就像君主惩罚臣下一样。被惩罚的人认罪，君主就赦免他。子夏已经承认过错，下拜表示自己悔过，上天之德是最英明的，应该让他的眼瞎痊愈。如果不是天的惩罚，子夏失明，也就不是那三条罪过造成的了。况且失明，又怎比得上得了疠病严重呢？失明有三条罪过，得了疠病就该有十条罪过吗？颜渊早死，子路被剁成肉酱。早死和被剁成肉酱，是最大的灾祸。按照子夏失明的事来推断，颜渊、子路就应该有一百条罪状了。由此说来，曾子的话，是错误的。

然子夏之丧明，丧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亲者，人所力报也。丧亲，民无闻；丧子，失其明，此恩损于亲，而爱增于子也。增则哭泣无数，数哭中风，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议，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缘俗议，因以失明，故拜受其过。曾子、子夏未离于俗，故孔子门叙行，未在上第也。

然而子夏的失明，是因为失去了他的儿子。对子女的疼爱，是人之常情；对父母的恩情，是人们要竭力报答的。死了父母，旁人没听到特别的悲哀；死了儿子，却哭瞎了眼睛，这是对父母的恩情不够，而对儿子的爱过分了。过分就会哭泣无度，无度地哭泣染上风寒，双目就失明了。曾子按照世俗的议论，用来指出子夏的三桩罪过。子夏也根据世俗的议论，再加上已经失明，所以下拜接受曾子的指责。曾子、子夏没有脱离世俗，所以孔门弟子排行，他们都没有列在上等。

秦襄王赐白起剑，白起伏剑将自刎，曰：“我有何罪于天乎？”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坈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后罚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赵卒所以坈。如天审罚有过之人，赵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伤杀，则四十万众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无罪而竟坈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独以其罪伏天之诛？由此言之，白起之言，过矣。

秦昭襄王赐给白起一把剑，白起用剑将要自杀，说：“我对天有什么罪啊？”过了好久，说：“我本应该死。长平之战，赵国士兵投降的有数十万，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都活埋了，这足该受死了。”于是就自杀了。白起知道自己之前有罪，于是接受之后的惩罚。白起知道自己为什么有罪，却不知道赵国士兵为什么被活埋。如果天确实会惩罚有过错的人，赵国投降的士兵对天有什么罪呢？如果用兵器胡乱杀伤，那么四十万人之中一定会有不该死的，不该死的人，为什么以他们的善行无罪而竟然被活埋了呢？投降的士兵不能以善行得到天的护佑，白起为什么偏偏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受到天的惩罚呢？由此说来，白起的话，是错误的。

秦二世使使者诏杀蒙恬，蒙恬喟然叹曰：“我何过于天，无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当死矣。夫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径万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药自杀。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灭诸侯，天下心未定，夷伤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救百姓之急，养老矜孤，修众庶之和，阿意兴功，此其子弟过诛，不亦宜乎！何与乃罪地脉也？”

秦二世派遣使者奉诏诛杀蒙恬，蒙恬长叹说：“我对上天有什么过错，无罪却被处死！”过了很久，慢慢说道：“我的罪本来就该死啊。从临洮开始直到辽东，修筑长城经过一万里，这中间不能不挖断地脉。这就是我的罪啊。”于是吃下毒药自杀。太史公责备说：“秦国刚刚灭亡了诸侯，天下民心没有安定，创伤还没有痊愈，而蒙恬作为名将，不在此时极力劝谏，解救百姓的危难，赡养老人怜悯孤儿，培养百姓的和睦关系，却迎合君主的心愿修建长城，像这样他子侄辈被诛杀，不也应该吗！为什么却要归罪于挖断地脉呢？”

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则？蒙恬绝脉，罪至当死。地养万物，何过于人，而蒙恬绝其脉？知己有绝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绝之过。自非如此，与不自非何以异？太史公为非恬之为名将，不能以强谏，故致此祸。夫当谏不谏，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蚕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残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强谏，故致此祸，则己下蚕室，有非者矣。己无非，则其非蒙恬，非也。

蒙恬的话已经不对，而太史公责备他的话也不对。为什么？蒙恬挖断了地脉，罪过大到该被处死。大地生养万物，对人有什么过错，而蒙恬要挖断它的地脉？蒙恬知道自己有挖断地脉的罪过，却不知道挖断地脉为什么有罪。像这样责备自己，和不责备自己有什么两样呢？太史公责备蒙恬作为名将，不能极力劝谏，所以招致这样的祸端。应当劝谏而没有劝谏，所以遭受死亡的屈辱。而太史公自己担保李陵，因此被判处宫刑。如果按照太史公所说，那么他就是担保了不该担保的人，所以遭受宫刑的耻辱，也是上天降罚而落到头上的。责备蒙恬因为不能极力劝谏，所以招致杀身之祸，那么自己遭受宫刑，也有不对的地方了。如果认为自己没错，那么他责备蒙恬，就不对了。

作伯夷之传，列善恶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卒夭死，天之报施善人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独遵何哉？”若此言之，颜回不当早夭，盗跖不当全活也。不怪颜渊不当夭，而独谓蒙恬当死，过矣。

太史公作《史记·伯夷列传》，列举善恶的行为，说：“孔门七十二弟子当中，孔子只推举颜回好学。但是颜回经常贫困，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早死，上天报应善人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肉，凶暴残忍恣意放纵，聚集几千的党羽，横行天下，竟然寿终正寝，那上天遵循的是什么呢？”如此说来，颜回不该早死，盗跖也不该寿终正寝。不埋怨颜渊不该早死，却偏偏认为蒙恬该死，这就错了。

汉将李广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常不在其中，而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军攻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侯后人，然终无尺土之功，以得见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常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常反，吾诱而降之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之，独此矣。”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广然之，闻者信之。

汉朝将领李广和观测云气的术士王朔闲谈说：“自从汉朝进攻匈奴以来，我李广未曾不参与其中，而众校尉以下的人，才能赶不上中等水平，但是凭着对匈奴作战的军功得以封侯的有好几十人。而我李广不落别人之后，但最终没有尺寸的功劳，可以取得封邑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的骨相不该封侯？还是本来命当如此？”王朔说：“将军自己想想，难道曾经做过后悔的事吗？”李广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人曾经叛乱，我引诱他们八百多人投降，我用欺骗的手段在同一天把他们杀了。到现在还感到后悔的，就只此一事了。”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之所以不能封侯的原因。”李广认为是这样，听的人也相信如此。

夫不侯犹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负乎？孔子不王，论者不谓之有负；李广不侯，王朔谓之有恨。然则王朔之言，失论之实矣。

不能封侯就像不能成为王者一样。不能封侯是因为什么后悔的事，那不能成为王者又有什么亏心的事呢？孔子没有成为王者，评论的人不说他有亏心的事；李广不能封侯，王朔却说他有后悔的事。那王朔的话，就是违反了论事的道理。

论者以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见于骨体。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时，钳徒相之，曰：“贵至封侯。”后竟以功封万户侯。卫青未有功，而钳徒见其当封之证。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钳徒之言，实而有效，王朔之言，虚而无验也。多横恣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王朔之说，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类也。

议论的人认为，人被封侯，本来就有天命，天命的征兆，显现在骨相上。大将军卫青在建章宫之时，有个受钳刑的囚犯给他看相，说：“命富贵到封侯。”后来终于因为军功被封万户侯。卫青还没有立功，受钳刑的囚犯就看出他该封侯的征兆。由此说来，封侯是凭天命的，不是靠人的操行就能取得的。受钳刑的囚犯的话，符合实际且有效验，王朔的话，则虚假而没有证明。许多专横放肆的人没有遭到灾祸，而遵从正道的人反而得不到福报，王朔的说法，和白起的自责、蒙恬的自咎是一样的。

仓卒之世，以财利相劫杀者众。同车共船，千里为商，至阔迥之地，杀其人而并取其财。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为鱼鳖之食，在土为蝼蚁之粮。惰窳之人，不力农勉商，以积谷货，遭岁饥馑，腹饿不饱，椎人若畜，割而食之，无君子小人，并为鱼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觉，千人以上，万人以下，计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谓无道，至痛甚矣，皆得阳达，富厚安乐。天不责其无仁义之心，道相并杀，非其无力作，而仓卒以人为食，加以渥祸，使之夭命，章其阴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为非之验，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审然。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因为财物利益相互抢劫残杀的人很多。同乘一车共坐一船，去千里之外经商，到了空旷偏远的地方，杀了自己的同伴而侵吞夺取他的财物。抛弃尸体不收殓，暴露尸骨不埋葬，丢在水里成为鱼鳖的食物，扔在地上成为蝼蚁的粮食。懒惰懈怠的人，不努力务农经商，以此积累粮食和财物，遭到年景饥荒，腹中饥饿难饱，用棒子打人就像打牲畜一样，割下肉来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任其宰割。他们的行为别人无法知道，官吏也不能察觉，一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的村落当中，计算起来，存活的只有百分之一，死去的有十分之九，可以说是没有道义，令人痛心到了极点，而这些人都能风光显达，富足安乐。上天不惩罚他们没有仁义之心，在道路上侵吞财物杀害人命，不谴责他们不努力劳作，而在丧乱之时把人当作食物，从而把大祸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短命早死，并揭露他们隐蔽的罪恶，明白地显示给世人，使人们知道这是不能为非作歹的证明，这是为什么呢？可见王朔说的话，未必确实。

传书：“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后被车裂之罪；商鞅欺旧交，擒魏公子卬，后受诛死之祸。”彼欲言其贼贤欺交，故受患祸之报也。夫韩非何过而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为商鞅所擒？车裂诛死，贼贤欺交，幽死见擒，何以致之？如韩非、公子卬有恶，天使李斯、商鞅报之，则李斯、商鞅为天奉诛，宜蒙其赏，不当受其祸。如韩非、公子卬无恶，非天所罚，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论者说曰：“韩非、公子卬有阴恶伏罪，人不闻见，天独知之，故受戮殃。”夫诸有罪之人，非贼贤则逆道。如贼贤，则被所贼者何负？如逆道，则被所逆之道何非？

传书上说：“李斯嫉妒同门，在秦国幽禁害死了韩非，后来遭受到车裂的罪罚；商鞅欺骗旧交，俘虏了公子卬，后来受到被处死的灾祸。”作传书的人是想说，他们残害贤人欺骗朋友，所以遭到祸患的报应。那韩非有什么过错而被李斯囚禁？公子卬有什么罪责而被商鞅俘虏？如果遭车裂被处死，是因为残害贤人欺骗朋友，那遭幽杀被俘虏，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如果韩非、公子卬有恶行，上天让李斯、商鞅来报应他们，那么李斯、商鞅就是奉天命去惩罚他们的，应该得到上天的奖赏，不该受到上天的灾祸。如果韩非、公子卬没有恶行，不是上天要惩罚的，李斯、韩非就不能囚禁、俘虏他们。评论的人说：“韩非、公子卬有隐蔽的罪恶，人们听不到看不见，上天却知道，所以遭受杀戮灾祸。”凡是有罪的人，不是残害贤人就是违背道义。如果是残害贤人，那么被残害的人又有什么亏心的地方呢？如果是违背道义，那么被违背的道义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太公穷贱，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隐厄，逢齐桓而见官。非穷贱隐厄有非，而得封见官有是也。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贤者也，尚可谓有非。圣人，纯道者也。虞舜为父弟所害，几死再三。有遇唐尧，尧禅舜，立为帝。尝见害，未有非；立为帝，未有是。前时未到，后则命时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

凡是人的困顿、显达、灾祸、福禄的到来，从大处说就是天命，从小处说就是时运。姜太公贫穷卑贱，遇到周文王就得以封侯；甯戚身处困境，碰到齐桓公而被封官。不是贫穷卑贱身处困境的有过错，而被封侯做官的就正确。困顿和显达有一定的时运，碰到灾祸和受到提拔重用由命决定。姜太公、甯戚，是贤者，还可以说有不对的地方。圣人，是道德纯粹的人。虞舜被父亲和弟弟谋害，多次差点死去。又遇到唐尧，尧禅位给舜，被立为帝王。舜曾经被谋害，并没有什么过错；被立为帝王，并不就是都正确。之前是天命时运没有到，后来则是天命时运都来了。考察古代的君主大臣起初困顿，后来显达亨通，不一定是起初有罪恶，上天要先降祸给他们；最终有善行，神明接着又保佑他们。同一个人的行为，同一种行为的操守，从小到老，前后一样。然而或成功或失败，或前进或后退，或困顿或亨通，或保全或败坏，这是因为遭祸得福恰好如此，天命时运正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