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增篇第二十七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傥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然而必论之者，方言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经增非一，略举较著，令怳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

世俗之人所犯的毛病，就在于谈论事情夸大其实，著书立说，文辞超过真实情况，赞扬美好时多于他的美善，揭露丑恶时超过他的罪过。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好奇，不奇特，话就没人听。所以称赞别人不夸大他的美好，那听的人就觉得心中不畅快；诋毁人不夸大他的罪过，那听的人就觉得心里不满足。听说一要夸大成十，看见百要增大成千。使得那些本来很简单的事，被分析成十种、百种复杂的事；明白无误的话，变成千种、万种相互违背的说法。墨子因看到染丝而哭泣，杨朱因走到岔路口而哭泣，大概是伤心于失去本色，痛心于背离了事实。流言蜚语，辗转流传的话，出自普通百姓之口，流传于街头巷尾之间，也都是这样。诸子的文章，经书的解释，是人中的贤者所写，精思妙想的荟萃，应该符合事实，然而还有夸大之处。也许儒家经书上的话，是符合实际了吧？说话慎重没有超过圣人的，儒家经书万代不变，然而有的地方还是夸大实际。夸大实际，都是有目的的，不会胡乱地把少的说成是多的。然而一定要对它进行评论，正是为了说明经书上的夸张和那些传言是不一样的。经书上的夸张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明显突出的，让糊涂迷惑的人，阅读采纳，能以此开通思想，理解醒悟。

《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

《尚书》说“尧能使上万个国家和睦相处”，这是赞美尧的德政能达到天下太平的教化，能教化中原各族并延及边远地区。说能使异域边远地区和睦相处，是可以的；说有上万个国家，就是夸大了。

夫唐之与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跋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褒增过实以美尧也。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万国。犹《诗》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案后稷始受邰封，讫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属，血脉所连，不能千亿。夫千与万，数之大名也。万言众多，故《尚书》言万国，《诗》言千亿。

唐尧与周朝，都统治着五千里之内的土地。周朝时有一千七百九十三个诸侯国，加上荒服、戎服、要服以及海外不吃五谷的人民，像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类的国家，把他们的数字加起来，不够三千。天所覆盖到的，地所承载了的，全在这三千当中了。而《尚书》说有上万个国家，是为了美化尧而褒扬超过事实了。想说尧的德政伟大，教化的人很多，中原和边远的民族，没有不和睦相处的，所以说有上万个国家。如同《诗经》说有千亿个子孙，这是赞美周宣王的德政能敬重天地，天地就赐福与他，然他子孙众多，达到千亿。说子孙很多，是可以的；说有千亿，就是夸大了。即便子孙很多，也不能多到千亿，这是诗人赞美周宣王，夸大了事实。考察后稷最早受封在邰地，直到周宣王，宣王以及他的内外亲族，有血缘关系的，不能多到千亿。千和万是数字中的大数。万用来说明众多，所以《尚书》说有上万个国家，《诗经》说有千亿个子孙。

《诗》云：“鹤鸣九皋，声闻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

《诗经》说：“鹤在沼泽深处鸣叫，声音在天上都能听见。”是说鹤在曲折幽深的沼泽里鸣叫，声音还能传到天上，用来比喻君子在穷乡僻壤修养德行，名声还是可以上达朝廷。声音传得高远，是可以的；说声音能传到天上，就是夸张了。

彼言声闻于天，见鹤鸣于云中，从地听之，度其声鸣于地，当复闻于天也。夫鹤鸣云中，人闻声仰而视之，目见其形。耳目同力，耳闻其声，则目见其形矣。然则耳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闻也。何则？天之去人以万数远，则目不能见，耳不能闻。今鹤鸣从下闻之，鹤鸣近也。以从下闻其声，则谓其鸣于地，当复闻于天，失其实矣。其鹤鸣于云中，人从下闻之。如鸣于九皋，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无以知，意从准况之也。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诗上说声音能传到天上，是因为看见鹤在云中鸣叫，从地上听到它的声音，因而推测如果它在地上叫，在天上也能听到它的声音。鹤在云中鸣叫，人听到声音抬头看见它，眼睛看到鹤的形体。眼睛和耳朵能力相当，耳朵听到它的声音，那眼睛就能看见它的形体了。然而耳朵和眼睛能够听见看到的范围，不超过十里，如果在高出天际的地方鸣叫，人是听不到的。为什么？天距离人有几万里远，那眼睛就不能看见，耳朵就不能听见。现在鹤的鸣叫从地上能听见，是因为鹤的叫声很近。因为在地上听到它的声音，就说它在地上的鸣叫，应该也能在天上听到，这就不符合事实了。那鹤在云中鸣叫，人在下面听到它的声音。如果是在沼泽深处鸣叫，人没有在天上，根据什么知道在天上能听到它的声音呢？无法知道，那么这种想法只是从类比中得出的。作诗的人或许不知道，因为心意非常诚恳就认为如此；或许本来知道但是想拿它来比喻事情，所以夸张得非常厉害。

《诗》曰：“维周黎民，靡有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

《诗经》说：“周朝的百姓，没有一个残存的人。”这是说周宣王时期，遭遇大的旱灾。诗人伤痛旱灾太严重，百姓深受其害，说剩下来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哀伤愁苦的。旱灾很严重，那是有的；说没有一个人残存，是夸大了。

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若其富人谷食饶足者，廪囷不空，口腹不饥，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间不枯，犹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间，富贵之人，必有遗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周朝的百姓，就像今天的百姓一样。如果今天的百姓，遭受严重的旱灾，贫穷体弱没有积蓄的人，肯定急切地盼望下雨；至于那些粮食丰足的富人，粮仓不空，肚子不饿，有什么忧愁呢？天旱的时候，山林里草木不会干枯，就像发大水，丘陵高处不会被淹没一样。那些居山林里的人，以及富贵的人，一定有遗留逃脱的啊，却说“没有一个残存的人”，这是夸大其辞，想说明旱灾很严重。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尚书》曰：“毋旷庶官。”旷，空；庶，众也。毋空众官，置非其人，与空无异，故言空也。

《周易》说：“把屋顶盖得厚厚的，用席子遮得严严的，往门里一看，静悄悄就像没人一样。”不是那里没有人，而是没有贤人。《尚书》说：“不要让官位都空着。”旷，是空的意思；庶，是众多的意思。不要让众多的官位空着，是说安置的是不称职的人，跟空着没有区别，所以说空着。

夫不肖者皆怀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纯贤，非狂妄顽嚚，身中无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职，皆欲勉效在官。《尚书》之官，《易》之户中，犹能有益，如何谓之空而无人？《诗》曰：“济济多士，文王文王以宁此言文王得贤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阒其少人”，《尚书》宜言“无少众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无人，亦尤甚焉。

不贤的人也都心怀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常规，才能低劣达不到，没有成为完美无缺的贤人，并不是愚妄奸诈，身上没有一点才智。德行有大小，才能有高下，在官位上履行职责，都想为所任官职努力效劳。《尚书》所说的那些官，《周易》所说的那些房子里的人，也有点用处，怎么能说空空的等于无人呢？《诗经》说：“这么多有才贤士，周文王因此安宁。”这是说周文王得到的贤人多而不贤的人少。这样《周易》应该说“静悄悄的人很少”，《尚书》应该说“不如少安置各种官职”。用“少”来说它们，是可以的；说“空”而没有一个人，又太过分了。

五谷之于人也，食之皆饱。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麦虽粝，亦能愈饥。食豆麦者，皆谓粝而不甘，莫谓腹空无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谓不劲，莫谓手空无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麦、竹杖之类也。《易》持其具臣在户，言无人者，恶之甚也。《尚书》众官，亦容小材，而云无空者，刺之甚也。

五谷对于人来说，吃了都会饱。稻米谷子的味道，甜美而富含油脂。豆子和麦粒虽然粗糙，也能够充饥。吃豆子和麦粒的人，都只说它们粗糙不甜美，而不说肚子空空没有吃东西。竹子和木头做的手杖，都能够支撑病体。竹杖的支撑力，弱小而赶不上木杖。有人撑着竹杖，都只说不结实，而不说手中空空没有把持的东西。那不贤能的臣子，就像是豆子和麦粒、竹子和木头手杖之类。《周易》说只有那些备位充数的大臣在家，却说屋里没有人，这是因为厌恶他们到了极点。《尚书》说的各种职官，也包括一些多少有点才能的人，却说不要让官位都空着，这是讽刺得太厉害了。

《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此言荡荡无能名之效也。言荡荡，可也；乃欲言民无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夫击壤者曰：“尧何等力？”欲言民无能名也。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犹能知之。实有知之者，云无，竟增之。

《论语》说：“伟大啊，尧做君主。功德浩荡百姓竟不知道怎样来称赞他了。”传书上说：“有个五十岁老人在路上玩击壤游戏，旁观的人说：‘伟大啊，尧的德政！’玩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升起就劳动，太阳落下就休息，凿井喝水，耕田吃饭，尧出了什么力呢？’”这种说法是要证明尧的功德广大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说功德浩荡，是可以的；要想说百姓不知道怎么称赞，是夸大。四海广大，万民众多，竟没有能说出尧功德的人，大概不是事实。那玩击壤的人说：“尧出了什么力呢？”是想说百姓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旁观者说：“伟大啊，尧的德政！”这是什么样的百姓，连他尚且还能知道这些。实际上确有人知道这些，说没有，全是夸张。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儒家的书上又说：“尧、舜治下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地封爵。”这是说他们家家户户都有君子的品行，可以都做官。说能封官，是可以的；说挨家挨户，是夸大了。

人年五十为人父，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为君子，人有礼义，父不失礼，子不废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贤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尧，何可封官？年五十击壤于路，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子路使子羔为郈宰，孔子以为不可，未学，无所知也。击壤者无知，官之如何？称尧之荡荡，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贤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议让其愚而无知之。夫击壤者难以言比屋，比屋难以言荡荡，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尧之德也。

人五十岁做父亲，做父亲而不了解君主的功德，拿什么来给孩子做榜样？太平盛世，家家都是君子，人人都有礼仪，父亲不失礼仪，孩子就不会废去德行。有德行的人就有判断力，了解国君没人比得上臣子，臣子贤能就能了解国君，能了解他的国君，所以能治理他的百姓。现在不能了解尧的功德，怎么能被封官？年龄五十了还在路上玩击壤的游戏，和儿童这些未成年人混在一起，这是哪一类的贤者？子路让子羔做郈邑的长官，孔子认为不可以，认为他学得不够，没有什么知识。击壤的人没有知识，如何能让他做官呢？说尧功德浩荡，就不能说他治下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地封爵；说贤者可以挨家挨户地封爵，就不能评论指责他们愚昧而不知道怎样称颂尧的功德。既然有击壤的人就不能说挨家挨户地封爵，有挨家挨户地封爵就不能说尧的功德浩荡以至于没人能说出来，这二者都是夸大其辞。产生的原因，都是为了要赞美尧的功德。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我天下民无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

《尚书》说：“祖伊劝谏纣王说：现在我们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盼望你灭亡的。”罔，就是无的意思，是说我们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盼望你灭亡的。说盼望纣王灭亡，是可以的；说没有一个不盼望，就夸大了。

纣虽恶，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语，欲以惧纣也。故曰：语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语欲以惧之，冀其警悟也。

纣王虽然罪大恶极，但臣民受他恩惠的不止一人，而祖伊说夸张的话，是想吓唬纣王。所以说：话说得不夸大，就不能心生畏惧；心不畏惧，行为就不会改变。夸大其辞是想吓唬人，希望他能警醒觉悟。

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之中，车毂击，人肩磨，举袖成幕，连衽成帷，挥汗成雨。”齐虽炽盛，不能如此。苏秦增语，激齐王也。祖伊之谏纣，犹苏秦之说齐王也。贤圣增文，外有所为，内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然祖伊之言“民无不欲”，如苏秦增语。《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或作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

苏秦游说齐宣王道：“临淄城中，车的轴相互碰撞，人的肩膀相互摩擦，举起衣袖能连成帐幕，连接衣襟能组成帷帐，挥洒汗水可以成为降雨。”齐国虽然兴旺繁盛，也不能这样。苏秦说大话，是为了鼓励齐宣王。祖伊劝谏纣王，就像苏秦游说齐宣王一样。圣贤夸大其辞，对外来说是有目的的，内心却不一定真以为如此。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尚书·武成》篇说武王伐纣，血流得能把木杵浮起来。因为助纣王作战的人多，所以流血如此之多。如果他们都盼望纣王灭亡，军队就会土崩瓦解，怎么愿意参战呢？这样看来祖伊说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盼望你灭亡”，就像苏秦说大话一样。《武成》说血流得能把木杵浮起来，也太言过其实了。战死的人流的血，怎么能把木杵浮起来？考察武王伐纣在牧野交战，黄河北岸地势高，土壤没有不干燥的。士兵倒地流血，血液就会流入土里，怎么能把木杵浮起来呢？况且周、殷两军的士兵，都携带着已舂好的粮食，用不着拿着杵臼在战场上舂米，怎么会有杵漂起来呢？说血流得能把木杵浮起来，是想说讨伐纣王的时候，因为士兵倒地伤亡很大，所以到了能把木杵浮起来的地步。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见，星如雨。”《公羊传》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星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复”。君子者，谓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如雨”。如雨者，如雨状也。山气为云，上不及天，下而为雨。星陨不及地，上复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或时至地，或时不能，尺丈之数难审也。史记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楼台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实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传至今。

《春秋·鲁庄公七年》记载：“夏四月辛卯日，夜间恒星不出现，星星像雨一样落下。”《公羊传》记载：“像雨一样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是雨。不是雨为何还要说像雨一样？没有修订过的《春秋》记载：‘流星雨不到地面一尺而回到天上去了。’孔子修订为‘星星像雨一样坠落’。”没有修订过的《春秋》，是孔子没有修订《春秋》前鲁国史官的记载，上面说“流星雨不到地面一尺又回到天上去了”。君子，是指孔子。孔子把它修订成“星星像雨一样坠落”。所谓像雨一样，是说像下雨的样子。山中的水气形成云，升腾未达天上，就落下成为雨。流星落下不到地面，又回升上天，所以说像雨一样，这是孔子修订了文辞。星星坠落有时落到地上，有时又没能落地，几尺几丈的距离难以知晓。史官记载说是尺，也太过分了。地上有楼台建筑和高山丘陵，怎么能一概说是离地一尺？孔子说像下雨一样，是符合实际的。孔子作《春秋》，所以修订文辞为像下雨一样。如果孔子没有作《春秋》，那不到地面一尺的文辞，就流传至今了。

光武皇帝之时，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颂美文帝，陈其效实。光武皇帝曰：“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积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

汉光武帝的时候，郎中汝南人贲光上书，说汉文帝的时候住在明光宫，天下只判了三个人的刑。这是在称颂汉文帝，陈述他的功绩。光武帝说：“汉文帝当时不住在明光宫，判刑也不止三人。”积累善事修养德行，美好的名声就会流传，所以君子讨厌处在低贱卑下的位置。贲光上书在汉朝，汉朝就是当代，夸大功绩美德，尚且超过本事，何况上古帝王岁月久远，贤人在后面的时代褒扬记述，违背事实脱离根本，就特别多了。要不是遭到光武帝的驳斥，很久以后，汉文帝的事迹，被记载在儒家经典之上，人们不知道它的夸大，那所谓住在明光宫，只有三人被判刑的事，就会成为真实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