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孟篇第三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问：“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能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呢？”孟子说：“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

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径难以货财之利也？《易》曰：“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贞”。《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义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语问惠王：“何谓‘利吾国’？”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令惠王之问未知何趣，孟子径答以货财之利。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无以验效也；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利有二种：有财货方面的利，有平安吉祥方面的利。梁惠王说“能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怎么知道他不是想得到平安吉祥的利，而孟子却轻率地以财货方面的利去责难他呢？《周易》上说：“圣人以德在位天下安泰”，“得此卦行险而安吉有功”，“乾卦，万物生而和谐，各得其宜”。《尚书·泰誓》上说：“百姓得以常享安泰。”说的全是平安吉祥的利。实行仁义就会得到平安吉祥之利。孟子姑且先问一问惠王：“你所说的‘为我的国家带来利’是什么意思？”要是梁惠王所问为财货方面的利，孟子才能以此回答。假使还不知道梁惠王发问的意指，孟子就默认梁惠王所问为财货方面的利并以此回答。那么如果梁惠王确实是问财货方面的利，孟子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如果梁惠王是问平安吉祥方面的利，而孟子却以财货方面的利来对答，那就不符合君主的意旨，也违背了起码的常识。

齐王问时子：“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齐宣王问时子：“我想在都城里给孟子一所房子，拿万钟的俸禄来供养他的弟子，让大夫和百姓们都有敬重效法的榜样。你何不替我跟孟子说说呢？”时子通过陈子把这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时子哪里知道这样做不行呢？假使我贪图富贵，我辞去卿的官位放弃十万钟的俸禄反而接受这一万钟的俸禄，我这样做是贪图富贵吗？”

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于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

孟子辞去卿的官位放弃十万钟的俸禄，这是违背谦让之理的。“富裕显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但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它，就不该去享受。”因此，君子对于爵位和俸禄，有的该推辞，有的不该推辞。难道因为自己不贪图富贵的缘故，而拒绝应当接受的赏赐吗？

陈臻问曰：“于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于宋，归七十镒而受；于薛，归五十镒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归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戒归之备乎！’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归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陈臻问孟子说：“在齐国时，齐王送您上等金一百镒，您不肯接受；在宋国时，宋君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国时，薛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您认为以前不接受馈赠的做法是对的，那么如今接受馈赠的做法就错了；要是今天接受馈赠的做法是对的，那么以前不接受馈赠的做法就错了。这两个错误中，老师您必居其一。”孟子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当时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对于远行的人一定要赠送些财物，他们辞行时说：‘送上一点路费。’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当时在薛国时，因有人想要加害于我，故有戒备之心。薛君知道后，在与我辞行时说：‘听说有人要加害于你，让你起了戒备之心，所以送您些钱置办武器以做防备吧！’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并没有说明馈赠财物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要赠送财物给我，这是在用财物来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用财物来收买的呢？”

夫金归，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时己贪，当不受之时己不贪也。金有受不受之义，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无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贪富”，引前辞十万以况后万。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

金子送来了，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有缘故的，并不是说接受的时候就表示自己贪财，不接受的时候就表示自己不贪财。金子有接受与不接受的道理，而房屋也该有接受与不接受的道理了。如今孟子不说“自己没有功绩”，或者“自己已辞官了，再接受房子就不合理”，而是说“自己不贪图富贵”，并用以前辞去做卿时的十万钟俸禄和这次赏赐的一万钟俸禄做比较。其实以前该享受十万钟那么多的俸禄，这次又怎么能拒绝呢？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而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彭更问孟子：“跟随您的后车有几十辆，人有几百个，辗转于诸侯之间轮流由他们供养，先生不也太奢侈了吗？”孟子说：“不符合道义的话，连一篮子的干粮也不能接受人家的；如果符合道义，就是舜接受尧禅让的天下，也不能算是过分。”

受尧天下，孰与十万？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己不贪富贵”，失谦让也，安可以为戒乎？

舜接受尧的天下，跟接受十万钟的俸禄相比，哪个多呢？舜不拒绝接受天下，是因为这符合道义。如今孟子不说“接受十万钟的俸禄不符合礼义”，而说“自己不贪图富贵”，这违背了谦让的准则，怎么能用来作为训诫来教导后世呢？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子之爵禄，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也？”

沈同凭借他与孟子的私交问道：“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该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也不该从子哙手中接受燕国。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喜欢他，没有告诉国君，而私自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给了他，而这人，也没有君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手中接受了爵位和俸禄，这样可以吗？现在子哙把王位让给子之跟这有什么差别呢？”齐国讨伐燕国，有人问孟子说：“听说你曾鼓动齐国讨伐燕国，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是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同意了我的说法就去讨伐燕国。他如果接着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就会回答说：‘只有承奉天命的周天子才能讨伐它。’就像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这个犯人可以杀吗？’我将会回答说：‘可以。’他如果再问：‘谁可以去杀他呢？’那就应该回答说：‘只有法官才可以杀他。’如今像燕一样无道的齐国要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去鼓动它呢？”

夫或问孟子劝王伐燕，不诚是乎？沈同问“燕可伐与”，此挟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于是，宜曰：“燕虽可伐，须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绝，则无伐燕之计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径应之，不省其语，是不知言也。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又问：“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福。见彼之问，则知其措辞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则知其极所当害矣。

有人问孟子鼓动齐王讨伐燕国的事情，不确实是这样吗？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这是挟带私心想要自己的国家去讨伐燕国。既然知道他的意图可能是想要讨伐燕国，就应该说：“燕国即使可以讨伐，也必须是承奉天命的周天子才能够去讨伐它。”这样沈同的念头就被打消了，也就没有接下来讨伐燕国的计划了。如果不知道他有这种私心而随便地回答他，是没有省悟他话中的含意，这是不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擅长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呢？”孟子说：“听到偏颇不正的言辞，我知道其片面性之所在；邪僻荒诞的言辞，我知道其不切实际之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其偏离正道之所在；支吾搪塞的言辞，我知道其理屈之所在。这些言辞从他们心里产生，便对他们的政治造成危害；如果在他们的政务中施行了，就会危害他们的事业。即使圣人再世，也一定会信从我的这番话。”孟子是善于分析、判断言辞的，并知道言辞可能引起的灾祸，以及它最终会导致的祸害。听见沈同的问话，就该知道他说这话想干什么；知道他说这话想干什么，那就该知道它最终将产生的危害。

孟子有云：“民举安，王庶几改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岂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轻之疾而后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则不去，而于后去之，是后王不肖甚于前，而去，三日宿，于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后不同？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

孟子又说：“齐王如果任用我，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太平，连天下的百姓也都会得到太平，齐宣王也许会改变态度吧！我天天都在盼望着此事发生。”孟子离开的这个齐王，难道不是以前不肯去朝见的齐王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以前极端轻视他，而后来又非常重视他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孟子不肯离开前一个齐王，而离开了后一个齐王，这说明后一个齐王比前一个齐王更不贤明，然而在离开后一个齐王的时候，却又舍不得走，在昼住了三天，而对前一个不是很昏庸的齐王，孟子不肯去朝见而躲在景丑氏的家里。为什么孟子的操行，前后不一样呢？对待齐王的态度，先后也这样不一致呢？

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嬖人臧仓毁孟子，止平公。乐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鲁侯，天也！”前不遇于鲁，后不遇于齐，无以异也。前归之天，今则归之于王，孟子论称，竟何定哉？夫不行于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当遇于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在鲁则归之于天，绝意无冀；在齐则归之于王，庶几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议，一在人也。

再说，孟子在鲁国的时候，鲁平公想见他。但因为平公的宠臣臧仓毁谤孟子，劝阻了鲁平公。乐正子把这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人要干一件事，就有一种力量在暗中支使他；不干，也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干与不干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得不到鲁侯的任用，是天命如此。”孟子以前在鲁国得不到任用，后来在齐国得不到任用，二者没有什么区别。把以前在鲁国得不到任用归之于天，把如今在齐国得不到任用就归之于王，孟子的论述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孟子的主张在齐国得不到实行，齐王不任用他，就像在鲁国有臧仓一类人毁谤他一样，这也是“不干，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这都是因为天命而使得他得不到任用，并非是由人力所能决定的。既然这样，离开齐国时，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走掉，而要在昼留宿三天呢？天命使他不会在齐国被任用，齐王不采纳他的主张，天难道会在三天之内改变意志而使他被任用吗？在鲁国则归之于天，断绝了念头不存在任何希望；在齐国则归之于王，感到也许会有一丝希望。照这样说，关于不被任用的解释，完全在于他怎么说了。

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间，王复追之，天命或时在三日之间，故可也。”夫言如是，齐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间，鲁平公比三日，亦时弃臧仓之议，更用乐正子之言，往见孟子。孟子归之于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间公见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有人说：“孟子刚离开时，还不能确定天命。希望在三天之内，齐王又把他追回去，天命或许在三天之内才能确定，所以这样做是可以的。”那么照这样说，齐王最初让他离开，并不是天命吗？如果天命在三天之内才能确定，那么鲁平公等到三天后，也许会抛弃臧仓的谗言，改用乐正子的建议去见孟子。孟子将不被任用归之于天，岂不是太早了吗？如果三天之内鲁平公去见了孟子，孟子对前面说过的话又怎么解释呢？

孟子去齐，充虞涂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老师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从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从历史上来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肯定会有著称于世的人物。从周初以来，已过了七百多年了，按年数，已经超过了；以时势来考察，是圣王该出现的时候了。难道是上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吗？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帝喾王者，而尧又王天下；尧传于舜，舜又王天下；舜传于禹，禹又王天下。四圣之王天下也，继踵而兴。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孟子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何以见得呢？帝喾王天下，而尧又王天下；尧把王位传给舜，舜又做了天下的王；舜把王位传给禹，禹又做了天下的王。这四位圣人王天下，是相续而起的。从夏禹到商汤将近一千年，商汤到周代的年数也大致是这样。始于周文王，后传给周武王，武王死后，成王和周公共同治理天下。从周初到孟子的时候，又经过了七百年而没有圣王出现。“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的证据，在哪个朝代有过呢？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的话，又是谁说的呢？发表议论不用事实加以验证，而轻信虚浮荒诞话语，自己因不被任用而离开去齐国，却有不高兴的神色，这不是孟子贤明的表现，而是跟庸俗儒生没有区别的证明。

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为天欲平治天下，当以五百年之间生圣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然则五百岁者，天生圣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圣？圣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犹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孟子认为五百年是天生圣王的期限，又说“天不想使天下太平”，他的意思是说天真想使天下太平，就应该在五百年之间降生圣王。按孟子的说法，就是说天是有意识地降生圣人的。那么五百年，真是天降生圣人的期限吗？如果真有这一期限，天为什么不降生圣王呢？可见圣王的降生并不是以五百年为期限，所以圣王没有降生，然而孟子还是相信这个说法，这说明孟子不懂得天。

“自周已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何谓数过？何谓时可乎？数则时，时则数矣。数过，过五百年也。从周到今七百余岁，逾二百岁矣。设或王者生，失时矣，又言“时可”，何谓也？

“从周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年数，已经超过了；照时代来考察，是该出现圣王的时候了。”什么叫超过了年数？什么叫按时代考察是该出现圣王了？年数就是时代，时代就是年数。超过年数，指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周初到今天七百多年，已经超过了二百多年。假设有圣王降生，那么已经错过了时间，又说“该是出现圣王的时候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言“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同乎？异也？如同，为再言之？如异，“名世者”，谓何等也？谓孔子之徒、孟子之辈，教授后生，觉悟顽愚乎？已有孔子，己又以生矣。如谓圣臣乎？当与圣同时。圣王出，圣臣见矣。言“五百年”而已，何为言“其间”？如不谓五百年时，谓其中间乎？是谓二三百年之时也，圣不与五百年时圣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间必有名世者”，竟谓谁也？

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又说“这期间一定有著称于世的人物出现”，这里说的“著称于世的人物”跟“圣王”是同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呢？如果是同一回事，为什么要重说一遍呢？如果是两回事，“著称于世的人物”指的是什么人呢？是说孔子、孟子这类，教诲青年，使愚笨的人觉悟的人吗？已经有了孔子，而自己却又出生了。如果说的是辅佐圣王的圣臣吗？那么就该与圣王同时出现。圣王出现，圣臣就该出现了。这样说“五百年”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在这期间”呢？如果不是说五百年时间，是说在这五百年之间吗？这是说二三百年时间，那么圣臣就不会跟每五百年出现的圣王相遇了。这样的话，孟子说“这期间一定有著称于世的人物”，究竟指的是谁呢？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谁也？”言若此者，不自谓当为王者，有王者，若为王臣矣。为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当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齐，怀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天不想使天下太平。要是想治好天下，除了我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孟子说这样的话，不是自认为应该做圣王，就是认为有圣王出现时就应该做圣王的臣子。孟子认为做圣王、做王臣，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既然自己命定不该平治天下，又不肯坦然地住在齐国，却怀恨在心，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这就违背他自己说的天命了。

彭更问曰：“士无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世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食功也。”

彭更问孟子：“读书人不干事就能白吃饭，可以吗？”孟子说：“如果人们不交流生产的产品，用多余的补足缺少的，那么农民就会有余粮而别人吃不到，妇女就会有余布而别人用不上。你如果能使他们互通有无，那么木工、造车工都能从你那儿找到饭吃。如果有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兄长，坚守古代圣王的道义，以此教育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找到饭吃。你为什么只看重木工、造车工，而轻视遵循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工、造车工，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此谋生。君子遵循道义，他们的目的也是要以此谋生吗？”孟子说：“你为什么要考虑他们的目的呢？他们对你有用处，可以的话就给他们饭吃。再说，你是按人的动机给饭吃呢，还是按功用给饭吃？”彭更说：“按动机给饭吃。”孟子说：“如果有人在这里，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他的动机是以此谋生，那你给他饭吃吗？”彭更说：“不给。”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按人的动机给饭吃，而是按功用给饭吃的。”

夫孟子引毁瓦画墁者，欲以诘彭更之言也。知毁瓦画墁无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虽然，引毁瓦画墁，非所以诘彭更也。何则？诸志欲求食者，毁瓦画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则难以诘人矣。夫人无故毁瓦画墁，此不痴狂则遨戏也。痴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戏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卖于市，得贾以归，乃得食焉。今毁瓦画墁，无利于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无利，固不为也；无知之人，与痴狂比，固无其志。夫毁瓦画墁，犹比童子击壤于涂，何以异哉？击壤于涂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戏，亦画墁之类也。博戏之人，其志复求食乎？博戏者，尚有相夺钱财，钱财众多，己亦得食，或时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画墁之类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则孟子之诘彭更也，未为尽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谓“御人以口给”矣。

孟子举出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的人，想用它来反驳彭更的话。因为他知道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这种没有功用而想找饭吃的人，彭更一定不会给他饭吃。即使这样，孟子举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的例子，也是不能驳倒彭更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以谋生为动机的人中，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的人并不包括在内。既然不包括在内，就难于用来反驳别人了。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这人不是痴傻，就是闹着玩的。痴傻之人没有谋生的动机，闹着玩的人也没有谋生的动机。想谋生的人，所做的大都是对人们共同有益的事情，他们把做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得钱回来，才能有饭吃。孟子现在说的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对人没有好处，有什么谋生的动机呢？有头脑的人，知道它对人没有益处，一定不会去做；没有头脑的人，跟痴傻之人差不多，也就肯定没有谋生的动机。其实，毁坏屋瓦涂画粉刷好的墙壁，跟小孩在路边玩击壤的游戏有什么不同呢？在路上玩击壤游戏的小孩，他们的动机也是出于谋生吗？他们还是小孩，没有什么动机可言。大人玩博戏，也属涂画粉刷好的墙壁这类的行为。玩博戏的人，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谋生吗？玩博戏还有人用此来相互赢取钱财，赢的钱财多了，自己也就有了饭吃，这或许是有动机的。那么，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也属于涂画粉刷好的墙壁之类的行为。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他们的动机是要谋生吗？那么孟子反驳彭更的话，不能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彭更听信了孟子的话，那么孟子可以被称作是“专门靠巧言诡辩来对付人”的人了。

匡章子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乎？居于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扶服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也。”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弗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也，己频蹙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不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能为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个廉洁的人吗？他住在於陵，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边有个李子，被蛴螬吃去大半，他爬过去拿来吃了。吞了三口，然后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肯定认为陈仲子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推广陈仲子的操行，那只有使人成为蚯蚓然后才能办得到。因为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而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还是盗跖建造的呢？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还是盗跖种的呢？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亲手编草鞋，妻子搓麻练麻，用这些来换房子和粮食。”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贵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有封地享有万钟的俸禄。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合道义的俸禄，就不肯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合道义的房子，就不肯住。他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碰上有人送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说：‘为什么要这种鶂鶂叫的东西呢？’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拿来给他吃。他哥哥正好从外边回来，说：‘这是那个鶂鶂叫的东西的肉。’他于是出去吐掉了。因为是母亲做的东西就不吃，是妻子做的东西就吃；因为是哥哥的房子就不住，是於陵地方的房子就住。这还能算是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所有的同类事物中去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变成了蚯蚓，然后才能推广他的操行到各个方面去。”

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鹅如吐之者，岂为“在母不食”乎？乃先谴鹅曰：“恶用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耻负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则不吐；不吐，则是食于母也。谓之“在母则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执不食于母，鹅膳至，不当食也。今既食之，知其为鹅，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鹅也，耻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负亲亲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孟子指责陈仲子，未能抓到他的短处。陈仲子厌恶鹅肉而吐掉它的原因，难道因为是“母亲做的就不吃”吗？而是因为之前谴责别人送鹅说：“为什么要这种鶂鶂叫的东西呢？”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他的哥哥说：“这是那个鶂鶂叫的东西的肉。”陈仲子对于违背了前面说过的话而感到羞耻，立即把它吐了出来。要是哥哥不告诉他，他就不会吐；不吐出来，就是吃了母亲做的东西。孟子说他“母亲做的东西就不吃”，这不符合陈仲子的意思。假使陈仲子执意不吃母亲做的东西，那么鹅肉端上来，他就不该吃。现在既然吃了，只是因为知道是那只鹅，由于厌恶它而吐掉的。所以陈仲子吐掉鹅肉，是耻于吃了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东西，而不是违背母子的恩情，不吃母亲做的东西。

又“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性，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是谓蚓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为廉洁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筑；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仲子居而食之，于廉洁可也。或时食盗跖之所树粟，居盗跖之所筑室，污廉洁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复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屦纑易之，正使盗之所树筑，己不闻知。今兄之不义，有其操矣。操见于众，昭晰议论，故避於陵，不处其宅，织屦辟纑，不食其禄也。而欲使仲子处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闻目见，昭晰不疑，仲子不处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见筑者为谁，粟，不知树者为谁，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为太备矣。仲子所居，或时盗之所筑，仲子不知而居之，谓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后可者也”。夫盗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盗宅中之槁壤，饮盗宅中之黄泉，蚓恶能为可乎？在仲子之操，满孟子之议，鱼然后乃可。夫鱼，处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盗所凿，土非盗所聚也。

孟子又说：“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把他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那只有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办到。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这是认为蚯蚓是最廉洁的。陈仲子要像蚯蚓一样，才算是廉洁的。他现在住的房子，要是伯夷盖的；吃的粮食，要是伯夷种的。这样他去住、去吃，才能够称得上廉洁。或许当时吃的是盗跖种的粮食，住的是盗跖盖的房子，那就玷污了廉洁的操行。孟子用这种观点来指责陈仲子，也还是错误的。房子是继承了人家旧有的，粮食是用麻鞋麻线换来的，即使房子是强盗盖的，粮食是强盗种的，但自己并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但是他哥哥的不义，有他自己的操行为证。操行表现在众人面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议论纷纷，所以陈仲子才避居於陵，不住他的房子，以编麻鞋搓麻线为生，不吃他哥哥的俸禄。如果陈仲子住在於陵的时候，要避居像他哥哥那种人的房子，不吃像他哥哥那种人的俸禄，只要他耳闻目睹，清楚无疑，那么陈仲子就会不住不吃，是肯定的。现在於陵的房子不知道盖的人是谁，粮食也不晓得种的人是谁，除此之外，哪能有现成的房子住，哪能有现成的粮食吃呢？孟子指责他，这就太求全责备了。陈仲子住的房子，或许是强盗盖的，他不知道而住了，就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只有“把自己变成蚯蚓然后才能办到”。其实，强盗住房的地下也有蚯蚓，它吃强盗房中的干土，饮强盗房子地下的泉水，那么蚯蚓又怎么能算是做到了廉洁呢？要把陈仲子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满足孟子所说的要求，只有把人变成鱼然后才能办到。因为鱼生活在江河海洋之中，吃的是江河海洋的泥土，而海洋不是强盗开凿的，泥土也不是强盗堆积的。

然则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与妻独处於陵，以兄之宅为不义之宅，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故不处不食，廉洁之至也。然则其徙於陵归候母也，宜自赍食而行。鹅膳之进也，必与饭俱。母之所为饭者，兄之禄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禄也。伯夷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之下，岂一食周粟而以污其洁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谓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当比矣。

但是陈仲子有个大错误，孟子指责他时没能抓住。陈仲子离开母亲，避开哥哥，跟妻子单独住在於陵，是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合道义的房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合道义的俸禄，所以才不住不吃，真是廉洁到极点。那么他迁居於陵后要回去看望母亲，就该自己带着粮食走。鹅肉端上来，一定跟饭一起。母亲做的饭，就是用他哥哥的禄米，母亲不会自己有粮食给陈仲子吃，这是一定的。这样看来，陈仲子还是吃了他哥哥的禄米。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岂肯吃一粒周朝的粮食而玷污他廉洁的操行呢？陈仲子的操行，似乎不如伯夷，但孟子却说他要变得像蚯蚓才行，这就弄错了陈仲子的操行所应该比较的对象。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说：“没有一样不是天命决定的，应该顺应承受上天给予的正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要站在高墙之下以免死于非命。力行天道而死的人，是正命；因犯罪而死的人，不是正命。”

夫孟子之言，是谓人无触值之命也。顺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为得非正，是天命于操行也。夫子不王，颜渊早夭，子夏失明，伯牛为疠。四者行不顺与？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极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则比干、子胥行不顺也。人禀性命，或当压、溺、兵、烧，虽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窦广国与百人俱卧积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广国独济，命当封侯也。积炭与岩墙何以异？命不压，虽岩崩，有广国之命者犹将脱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当压，犹或使之立于墙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当贱，虽载入宫，犹为守者。不立岩墙之下，与孔甲载子入宫，同一实也。

孟子的话是认为人没有遭受意外而死。如果按照遵循操行的人可得正命，胡作非为的得不到正命来说的话，那么天命是会随操行的好坏而变化。照这样说，孔子没有当王，颜渊早死，子夏失明，伯牛得麻风病，是四人的操行不好吗？为什么都得不到正命呢？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煮死，子路被剁成肉酱，这都是天下最残酷的刑罚，而不仅仅只是戴脚镣手铐相比的了。如果一定要用受刑而死来证明得到的不是正命，那么比干、伍子胥的操行就都不好了。人从天禀受了性命，有的该被压死，有的该被淹死，有的该被杀死、有的该被烧死，即使这些人中有人谨慎地修养操行，那有什么用处呢？窦广国跟一百人一起躺在炭堆下，炭堆倒塌，其他人都死了，只有窦广国一人得救，这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该被封侯。炭堆与高墙有什么两样？命中注定不该被压死，即使高墙倒塌，只要有窦广国那样的命也会逃脱。“人要干一件事，就有一种力量在暗中支使他；不干，也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命该被压死，就像有股力量促使他站在高墙之下去被压死。夏王孔甲所进的那户人家的孩子，命中注定他该卑贱，即使他被带进宫中，还是做了守门的人。不站在高墙的下面，跟夏王孔甲带那孩子进宫，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