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鼓篇第四十六

《春秋》之义，“大水，鼓用牲于社”。说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胁之。”胁则攻矣。阳胜，攻社以救之。

按照《春秋》经义，“发生水灾，应当击鼓献牲来祭祀土地神。”解释《春秋》的人说：“击鼓，就表示攻击土地神。”又有人说：“这是在威胁土地神。”威胁也就是攻击了。阴胜过阳，就以攻击土地神的方式来消除水灾。

或难曰：攻社谓得胜负之义，未可得顺义之节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党类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阴阳缪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复之，反逆节以犯尊，天地安肯济？使湛水害伤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伤，物也。万物于地，卑也。害犯至尊之体，于道违逆，论《春秋》者，曾不知难。

有人责难说：攻击土地神这种说法，可以认为其符合争胜负的道理，但是并不符合礼义的规定。君主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的亲族为害作恶，可以通过攻击母亲来消除祸害吗？由于政令违犯了天道，致使阴阳错乱的人，是君主。不责备自己以消除阴阳错乱所造成的灾祸，反而违背礼义冒犯尊长，天地怎么肯帮助他呢？假如大水伤害的是天，从不该以地犯天的道理上说，攻击土地神是可以的。现在大水伤害的是万物。万物与大地相比，是卑贱的。因灾害而冒犯最尊贵的土地神，这是违背天道的，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责难。

案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类，山川是矣。大水之灾，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为害而攻土，土胜水，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以椎击凿，令凿穿木。今傥攻土令厌水乎？且夫攻社之义，以为攻阴之类也。甲为盗贼，伤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然则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属，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计山、水与社，俱为雨类也，孰为亲者？社，土也。五行异气，相去远。

考究雨的来源，是产生于深山之中，流入于河川之中，大水这类东西，是山川造成的。可是遇到大水时，人们并不攻击山川。社神，是土地神。五行的性质，水与土是不相同的。因为大水为害而去攻击土地神，土克水，攻击土地神的意义，不就像当今世上的工匠（遵循金克木的原理）使用椎子锤打凿子的道理一样吗？用椎子敲击凿子，可以使凿子穿进木头。现在能说攻击土地神是想让其去克水吗？况且攻击土地神的意义，又被人解释为是在攻击同属于阴的一类事物。这就好比甲成了盗贼，伤害人民，甲留在原地并没有逃跑，官吏却略过甲而去攻击乙之家，这能制止甲继续为盗吗？现在雨，就是水。水还在，不去攻击水神，反倒去攻击土地神。考察天将要下雨，深山里先出现云，云聚集而变成雨，雨又流为水。这样看来，山，就好比是父母；水，就好比是子弟。对于犯了重罪的人，要连带惩罚他的亲族，是应该惩罚他的父母子弟呢？还是惩罚他的朋友徒弟？衡量山、水与社，虽然都同雨一样属于阴类，但是它们之间哪一个与雨的关系更为亲近呢？社，是土地神。五行中水、土分属不同的气，性质相距很远，所以攻击土地神是没有道理的。

殷太戊，桑榖俱生。或曰高宗。恐骇，侧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义，桑榖消亡，享国长久。此说者《春秋》所共闻也。水灾与桑榖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

殷王太戊在位时，桑树和榖树忽然一齐从宫廷中生长出来。也有人说此事发生在殷高宗时。殷高宗惊恐害怕，忧惧不安地执行天道，考虑并努力使政治符合先王之道，复兴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起用隐居的贤才，发扬敬养老人的道理，桑树榖树就自己消失了，使得商朝的统治得以长治。这是解释《春秋》的人所共同知道的事情。水灾与桑树榖树自生的异常有什么区别呢？殷王采用了改变政治的方法，《春秋》上采用了攻击土地神的方法来消除异常，两种方法南辕北辙，应当遵循哪一种做法呢？

周成王之时，天下雷雨，偃禾拔木，为害大矣。成王开金縢之书，求索行事，周公之功，执书以泣遏，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

周成王的时候，天降大雷雨，大风吹得禾苗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造成的灾害很大。周成王打开金縢之书，探究历年往事，看见了周公的功绩，手捧周公祈祷的册书流泪悔过，于是雨停了下来，风从反方向刮来，使得禾苗复原，大树又立了起来。大雨和久涝，其实是一回事。周成王采取改错悔过的办法，《春秋》上采取攻击土地神的方法，两种经书记载了两种说法，按照哪一种说法执行呢？

月令之家，虫食谷稼，取虫所类象之吏，笞击僇辱，以灭其变。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然而为之，厌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苟以为当攻其类，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月离于毕，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其类在地，螺与蚄也。月毁于天，螺、蚄臽缺，同类明矣。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破螺、蚄，为其得实。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

按照月令之家的说法，害虫吃谷禾庄稼，就捕捉害虫所象征的官吏，加以鞭打污辱，用这种办法去消灭虫害。据实论事的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一定真能起作用，然而还是应当这样做，因为可以满足人们的心愿。现在招致久雨的原因在于政治和官吏本身，不改变这种政治，不惩罚那些官吏，而仅仅去攻击土地神，怎么能够消除和制止久雨呢？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它的同类，那么阴类事物的精华，是月亮。把方诸向着月亮，露水自然会下来。月亮靠近毕宿，出入于房星北道，很少有不下雨的。月亮中的动物，是兔子和蟾蜍。它们在地下的同类，是螺和蚌。月亮在天空亏缺之时，螺、蚌的肉也会随着缩小，它们同属一类是很明白的。雨下了很久天不放晴，如果要攻击同属于阴类的东西，就应当捕捉斩杀兔子和蟾蜍，椎破螺、蚌的壳，这才符合它的道理。蝗虫经常出现，或飞舞或落下。蝗虫落下的地方，谷草全部枯败。官吏差役和当地的老百姓，在路上挖壕沟掏坑穴，扑打驱赶蝗虫到壕沟坑穴里，用杷子把蝗虫堆集在一起，多得要以千斛来计算。直接灭杀蝗虫本身，蝗灾还不能制止，何况仅仅去攻击阴类事物，雨怎么能够停止呢？

《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出川不祝，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诸侯卿大夫，各有分职。大水不责卿大夫而击鼓攻社，何知不然？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义，至今复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将难之曰：“久雨湛水溢，谁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复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过解天。如非君臣，阴阳之气偶时运也，击鼓攻社，而何救止？”

《尚书大传》上说：“祭祀天地的时候不认真举行仪式，不向山川之神祷告，风雨失调，霜雪不按时而降，就要对天公进行责罚；臣下杀君主，庶子杀嫡长子，五常紊乱，就要对人公进行责罚；不修治城墙，不清理沟池，水泉不旺盛，水给百姓造成了灾害，就要对地公进行责罚。”君主设置三公，各有所主管的事务；诸侯卿大夫，各有分内的职责。大水成灾不去责罚卿大夫，而去击鼓攻击土地神，怎么知道这是不对的呢？因为鲁国这样做是违背了礼的，所以孔子修《春秋》才指明它，并以此作为警戒。公羊高不能正确加以解释，董仲舒也不能做出定论，所以攻击土地神的做法，到现在仍然在实行。假使公羊高还活着，董仲舒也没有死，我将要责问他们说：“长时间下雨大水漫溢，这是谁引起的？如果是君主，应当改革政治改变操行，以此来消除制止灾害。如果是臣下，就应当惩罚那个人，把他的过失禀告上天。如果不是君主和臣下的过失，而是当时阴阳之气的运行偶然造成的，采用击鼓攻击土地神的办法，怎么能制止大水呢？”

《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沉溺致水。”夫如是，旱则为沉溺之行，水则为亢阳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丝萦之，亦复未晓。说者以为社，阴；朱，阳也。水，阴也，以阳色萦之，助鼓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瓮水，众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热不能胜也。今国湛水，犹大山失火也；以若绳之丝，萦社为救，犹以瓮水灌大山也。

关于《春秋》的解释说道：“君主骄横就会招来旱灾，迷恋酒色就会引来水灾。”如此说来，遇到旱灾君主就去沉溺酒色，遇到水灾君主就行为骄横，为什么却要攻击土地神呢？攻击土地神的道理不能理解，用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这种做法，同样也不能理解。解释这件事的人认为社，属于阴；红色，属于阳。水，属于阴，用代表阳的红色围绕它，辅以击鼓可以救治水灾。如果大山上失火，用瓦罐装水去救火，众人都知道这样不能灭火，为什么呢？因为火势盛大而水极少，力量上不能相胜。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好比大山失火一样；用像绳子一样的朱丝，围绕社坛来救治水灾，就好比用瓦罐装水去浇灭大山上的大火一样。

原天心以人意，状天治以人事。人相攻击，气不相兼，兵不相负，不能取胜。今一国水，使真欲攻阳，以绝其气，悉发国人，操刀把杖以击之，若岁终逐疫，然后为可。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强则胜，弱劣则负。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旸一雨，犹一昼一夜也；其遭若尧、汤之水旱，犹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复塞其变，冬求为夏，夜求为昼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霁，试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犹自止。止久至于大旱，试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犹自雨。何则？旸极反阴，阴极反旸。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使医食药，冀可得愈；命尽期至，医药无效。

根据人的心意来推求天的心意，用人间的事情来比喻上天所治理的事情。人们互相攻击，如果气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兵力不超过别人一倍，就不能取得胜利。现在一个国家发生水灾，如果真想要通过攻击阴类事物，以断绝造成水灾的阴气的话，应该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拿着刀和棍子去攻击土地神，就像年终驱逐疫鬼那样，这样做了以后才是适合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六国征战的时期，各国发兵战守攻防，力量强大就获胜，力量弱小就失败。攻击土地神，只有一个人击鼓，没有军队的威力，怎么能够救治大雨造成的灾害呢？一天晴一天雨，好比一昼一夜一样；国家如果遭到像尧、汤那时的洪水和久旱，就好比一冬一夏一样。如果有人想通过人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办法去消除水旱灾害，就像想使冬天变成夏天，夜晚变成白天一样。用什么来证实这一点呢？久雨不晴的时候，试让君主在高枕上安心躺着，雨仍然会自行停止。雨停久了就出现大旱，试让君主在高枕上安心躺着，旱久了就仍然会自行下雨。为什么呢？天气晴、旱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阴、雨；天气阴、雨到了极点就会转变成晴、旱。所以天地之间出现了大水，怎么知道不像是人得了水肿病呢？天地之间出现了久旱，怎么知道不像是人得了黄疸病一样呢？祷告祈求神灵赐福，病终究不会痊愈；改变操行，最终也不能够得救。请医生诊病吃药，才有希望痊愈；命里注定的寿限完了，死期到了，医药也就没有效果了。

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然则尧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医也。说者何以易之？攻社之义，于事不得。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夫《春秋经》但言鼓，岂言攻哉？说者见有鼓文，则言攻矣。夫鼓未必为攻，说者用意异也。

尧在位时遭受洪水之灾，《春秋》上也提到过这次大水，圣君尧知道了此事，既不对神祷告，也不改变政治，而是派大禹去治理洪水，将所有的河流都疏通使之向东流去。尧派大禹治水，好比水肿病人求医治病。然而尧在位时的洪水，是天地的水肿病；大禹去治水，好比是洪水的良医。解释《春秋》的人怎么能改变这个道理呢？攻击土地神的做法，不符合于事理。久雨不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哪里见到过呢？伏羲、女娲，都是圣人。抛开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上没有讲过这件事。董仲舒这种祭女娲的建议，其理由是什么呢？《春秋经》上只是说到“击鼓”，哪里说是“攻击”呢？解释《春秋》的人见有“鼓”字，就认为是“攻击”了。讲到击鼓未必就是攻击，解释者的用意和《春秋》的本义有区别。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六国兵革相攻，不得难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责尊，为逆矣。或据天责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过，子可据父以责之乎？下之于上，宜言谏。若事，臣、子之礼也；责让，上之礼也。乖违礼意，行之如何？

季孙氏比鲁国的公室还富裕，冉求却继续帮他搜刮聚敛财物来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配做我的学生了，你们学生可以敲着鼓公开讨伐他。”这里“攻”的意思是责备，是斥责他。因此将“攻”训为“攻击”并以六国用兵相互攻战为例子，是不能用来责难攻社这件事的。这种说法又不对了。以卑下的身份去责备尊贵的人，是逆礼行事。也有人根据天意来谴责土地神。君主把土地当作母亲来侍奉，母亲有过错，儿子可以按照父亲的意志来谴责母亲吗？下对于上，应该用“谏”。这样做，是臣和子应遵守的礼节；斥责，是君主应遵守的礼节。违反礼的事，怎么能施行呢？

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古者人君将出，撞钟击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为攻此社，此则钟声鼓鸣攻击上也。

按照礼仪，击鼓是用来助长呐喊，使声音更响亮的。古时候，君主将要外出，就要撞钟击鼓，本来是用来警戒臣民的。一定要把击鼓说成是攻击土地神，这就等于把撞钟击鼓说成是攻击君主了。

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RA小而缓者用铃，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犹先发告。鼓用牲于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于礼何见？

大水时采用击鼓的方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向土地神告急。阴气太盛，久雨成涝天不放晴，阴气过盛阳气衰微，这与天道不合。光凭嘴祷祝还不够，另外用击鼓的方式来辅助，这与日蚀时击鼓并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向土地神告急，表明阴气过盛了。事情重大而紧急就使用钟鼓，事情不大不急就使用铃篍，表明事情紧急，用以辅助嘴上的祷告。天道难以明白，大水久不消退，如果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仍然先要告急，这才修政改行。盗贼之事发生，与此同样办理。盗贼出现也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等到寻求政治上的过失时，仍然是先发布文告。击鼓并用牲口祭祀土地神，是为了让他知道阴气过盛了。社，是所有阴类之首，所以击鼓使社知道阴气过盛了。解释“鼓”字的人认为击鼓是攻击土地神，所以“攻母”“逆义”之类的非难，就由此产生了。现在说击鼓是为了告诉土地神阴气盛，阳气衰，那么攻击尊上的这种指责，还怎么会产生呢？而且祷告适宜于用牺牲，奉献牺牲与攻击并不相宜。祷告时奉献牺牲，是礼所规定的；用奉献牺牲进行攻击，这在礼制中哪儿见到过呢？

朱丝如绳，示在旸也。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朱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间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击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有楚国之安矣。

用红丝或红绳把社坛围绕起来，是表示阳气的存在。阳气实在太微弱了，所以只能用细微的东西来象征。在经络穴位上插入一寸长的针，放上一丸艾绒，重病也能治好。红丝好比一寸之针、一丸艾绒也能起作用。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奔出走，申包胥偷跑到秦国，向秦哀公哭泣请求救援，终于得到救兵，打退了吴军而保全了楚国。击鼓之人，就看他诚意怎么样了；假使诚意像申包胥一样，有一个人击鼓就可以了。假如让一个人击鼓，能让土地神同秦哀公一样受感动，以土能克水的威力，就能消退遏止云雨之气。云雨之气就会和吴国害怕秦国一样，消散退入山中，遭受水灾之害的老百姓，就会得到雨止天晴的好处，有像楚国一样的安全。

迅雷风烈，君子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惧威变异也。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欲令人君高枕据卧，以俟其时，无恻怛忧民之心。尧不用牲，或时上世质也。仓颉作书，奚仲作车，可以前代之时无书、车之事，非后世为之乎？时同作殊，事乃可难；异世易俗，相非如何？

遇到迅猛的炸雷和猛烈的风，君子就要改变常态，即使在半夜里也要爬起来，穿戴好衣帽，正襟危坐，畏惧异常情况的发生。水旱灾害就像雷风一样，即使是阴阳之气造成的意外之灾，想让君主高枕安卧，等待晴天的到来，这就表明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伤痛之心。尧不奉献牺牲，或许是因为古代的人纯朴的缘故。仓颉创造文字，奚仲制造车子，能因为前代之时没有文字、车子这样的东西，就非议后世制作这些东西吗？时代相同而做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才能进行非难；时代不同，风俗习惯有所改变，怎么能相互责难呢？

世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祐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之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傥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

世俗之人图画女娲的像，把她画成妇人的形体，又号称她为“女”。董仲舒的原意，大概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女帝王。男属阳女属阴，阴气造成灾害，因此祭祀女娲求她给予福祐。传上又说：“共工与颛顼交战争做天子，不能取胜，愤怒地碰撞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地的四角塌陷。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鳌的四足来支撑大地的四边。”董仲舒之所以要祭祀女娲，大约是见到过这些传文。女娲本来就具有修补苍天、支撑大地四极的神通，天气不调和，阳气胜不过阴气，祭祀女娲，也许是认为女娲可以用她的精神帮助圣王止雨消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