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温篇第四十一

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何则？喜怒发于胸中，然后行出于外，外成赏罚。赏罚，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凋物伤人。

以天人感应之说来解释天气寒温变化的人说：君主高兴的时候天气就温暖，发怒的时候天气就寒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喜怒从心胸中产生，然后通过行为表现于外界，在外界就通过奖赏与惩罚来表现。奖赏与惩罚是君主喜或怒的结果。所以天气极冷极热，使草木凋枯，人受损伤。

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数日之间，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气发胸中，然后渥盛于外。见外寒温，则知胸中之气也。当人君喜怒之时，胸中之气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气，何以异于境内之气？胸中之气，不为喜怒变，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国之时，秦、汉之际，诸侯相伐，兵革满道，国有相攻之怒，将有相胜之志，夫有相杀之气，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时，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当时天下未必常温也。岂喜怒之气，为小发，不为大动邪？何其不与行事相中得也？

寒冷与温暖的天气交替出现，在这变化的几天之间，君主不一定有喜怒之气在心胸中产生，然后强烈地表现在外面而引起天气的变化。以天人感应之说来解释天气寒温变化的人看见外界天气的寒温，这才以此说法推测君主胸中的喜怒之气。当君主有喜怒的情绪时，心胸中的喜怒之气不一定就会改变天气的寒温。君主胸中的气与国境内的气有什么不同呢？胸中的气不会因为喜怒而有变化，那么国中天气的寒温，又怎么会产生变化呢？战国时期与秦汉之际，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到处都是战争的烽烟，国家间有相互攻打的怒气，将领之间有相互制胜的志气，士兵之间有相互厮杀的仇气，当时天下却未必经常是寒冷的。太平之世，尧舜之时，政治得当百姓安宁，君主经常是欢喜的，弹琴唱歌击鼓起舞，家家户户生活愉快，而当时天下却未必经常是温暖的。难道君主的喜怒之气只为小事而发，不为大事而动吗？为什么与已有的事例如此不相一致呢？

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边则寒，南极则热。火之在炉，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当人君喜怒之时，寒温之气，闺门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说称，妄处之也。

靠近水就感到寒冷，靠近火就感到温暖，距离它们越远，冷热的感觉就越轻微。为什么呢？因为水与火所扩散的寒温之气，根据距离的远近是有强弱变化的。已有的成例：代表火的方位是南方，代表水的方位是北方，所以北边气候寒冷，南边气候炎热。火在炉内，水在河里，喜怒之气在人身体里，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当君主高兴或发怒的时候，相应地寒温之气对气候的影响，在卧室之中应当表现得最显著，对房间外的影响应当微弱。如今考察天气的寒温，室内室外的温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天气寒温的变化大概不是由君主的喜怒引起的。俗儒的说法，是妄加论断。

王者之变在天下，诸侯之变在境内，卿大夫之变在其位，庶人之变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变，则喜怒亦能致气。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当怒反喜，纵过饰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变非喜怒所生，明矣。

帝王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对整个天下造成影响，诸侯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对整个封地造成影响，卿大夫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对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物造成影响，平民行为引起的变化会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影响。既然平民百姓的行为能影响到他们的家庭，那么他们的喜怒也应该能引起他们家中气温的变化。父子相互怨怒，夫妻相互指责，或者应该发怒却转怒为喜，放纵过失，掩盖错误，那么整个屋内，应该有冷暖的变化了。由此说来，天气的变化不是由人的喜怒所造成的，这是很明白的了。

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者愠恚，愠恚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断刑，小狱微原，大辟盛寒，寒随刑至，相招审矣。”

有人说：“是因为同类相互招引啊。君主欢喜时就态度温和，态度温和就会给臣民以奖赏恩赐，‘阳’的特点是使万物生长，阳气温和，所以温和的气与喜气相感应而出现。发怒时，胸中充满怨恨与恼怒，因为怨恨恼怒就会惩罚杀人。‘阴’的特点是凋残万物，阴气寒冷，所以寒冷的气与怒气相感应而出现。虎啸山谷就会有风来，龙腾天空就会出现彩云。凡是同气同类的事物，它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互相招引。所以说：‘以刑逐暑，以龙招雨。’雨感应龙而来，暑热随着刑罚而离去，这是天地中的本然特性，自然的规律。秋冬两季要审罪判案，判处小罪的时候，天气稍稍凉爽，执行死刑时，天气就变得非常寒冷，寒气随着施行刑罚而到来，可见同类相招引，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夫比寒温于风云，齐喜怒于龙虎，同气共类，动相招致，可矣。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龙兴之时，云起百里内。他谷异境，无有风云。今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

拿寒温与风云相比，把喜怒与龙虎相比，同气同类的事物一举一动会相互招引，这是可能的。虎啸的时候，风从山谷中刮起；龙腾起的时候，祥云在百里之内兴起。而在其他的山谷和地域，就不会有风云兴起。如今气候寒温的变化，在同一时候都是一样的。在百里之内的地方施用刑罚，千里之内都会寒冷，这大概不是君主喜怒的作用。齐国和鲁国接壤，同时施行赏罚，假如齐国进行奖赏鲁国进行刑罚，就应该招致不同的结果，难道当时会齐国温暖而鲁国寒冷吗？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当时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

考察前代施用刑罚的情况，蚩尤和秦朝是最严重的。蚩尤的臣民惶恐不安，社会动荡不堪；秦朝的街道上，穿着赭衣的囚犯，一个挨着一个，可当时天下的天气未必经常是寒冷的。京城的市场上，宰杀牛羊的数量，每天要以百头来计算，杀犯人宰牲口，都怀有残杀之心，但是京城的市场上，气候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寒冷起来。

或曰：“人贵于物，唯人动气。”

有人说：“人比动物要尊贵，只有杀人才能变动寒温之气。”

夫用刑者动气乎？用受刑者为变也？如用刑者，刑人杀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百贱不能当一贵乎？

那么是由于行刑的人变动了寒温之气了呢？还是由于受刑的人使天气变化呢？如果是行刑的人，那么处死犯人和宰杀牲口，是同一种心理状态，都应该引起气候的变化。如果是受刑的人，人和禽兽都是动物，同样属于万物，难道上百头牛羊还抵不上一个人吗？

或曰：“唯人君动气，众庶不能。”

有人说：“只有君主能感动寒温之气，普通人不能。”

夫气感必须人君，世何称于邹衍？邹衍匹夫，一人感气，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气辄寒，生一人而气辄温乎？赦令四下，万刑并除，当时岁月之气不温。往年，万户失火，烟焱参天；河决千里，四望无垠。火与温气同，水与寒气类。失火河决之时，不寒不温。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

既然能够感动寒温之气的必须是君主，那么世人为什么还要称颂邹衍呢？邹衍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一个普通人能感动天气，世上的人又相信这是真的。处死一个人天气就变寒冷，那么赦免一个人天气就会变温暖吗？四处下放赦免令，上万的死囚被赦免，而当时的天气并没有变得温暖。往年，万户失火，火焰参天；黄河决堤，泛滥千里，洪水四望无边。火与温暖的气同类，水与寒冷的气同类。那么在失火与黄河决堤的时候，气候并没有变寒冷也没有变温暖。可见，寒温天气的到来，恐怕并不是政治造成的。这样说来，寒温天气的到来，是刚好与君主的赏罚同时发生，而那些变复之家，就根据这种偶然的现象，说君主的喜怒能造成天气的寒温变化。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夫四时非政所为，而谓寒温独应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后，立春之际，百刑皆断，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当其寒也，何刑所断？当其温也，何赏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春天温暖、夏季炎热、秋天凉爽、冬天寒冷，君主没有做什么事，四季就自然地变化。四季的变化不是政治造成的，但是为何偏偏要说寒温的变化是应政治而产生的？从正月开始，到立春之际，所有的案件都处理完毕，监狱空虚，然而正月之后天气却乍冷乍暖。当天气寒冷时，是施行了哪种刑罚呢？当天气温暖的时候，是赦免了哪些罪犯呢？由此来说，天气的寒温，是天地节气所决定的，不是人所能影响的，这就很明白了。

人有寒温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风逢气，身生寒温。变操易行，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犹不能变除其疾，国邑远矣，安能调和其气？人中于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转为温疾，吞发汗之丸而应愈。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如审有之，寒温之灾，复以吹律之事，调和其气，变政易行，何能灭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药不愈；黍谷之气，非律不调。尧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与尧之洪水，同一实也，尧不变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人有寒病热病，并不是人的操行品德所造成的，而是遇到风寒热气，身体便得了寒热之病。即使改变操行，寒病热病也不会消除。近至于自己的身体，尚且不能通过改变操行来消除疾病，国家和封邑离得那么远，又怎么能调和它的天气呢？人受了寒气，通过吃药来驱除消解，痛苦就会稍微减轻；要是转为热病，吞服发汗的药丸，随即就好了。燕国有一个寒冷的山谷，不长五谷。邹衍一吹律管，那里气候就变得温暖，寒冷的山谷便可以栽种庄稼。燕国人在这个山谷中种上了黍，于是将这里称为黍谷。如果确有其事，寒温之气引起的灾变，也只能用吹律管的方式来调和天气使灾害消除，那么改变政治和操行的方法，又怎么能消除呢？所以寒病热病，不吃药就不能治好；黍谷中的气候，不吹律管就不能调和。尧遇上洪水，派遣禹去治理。寒温的天气变化与尧时遭到的洪水，实质是相同的，尧不通过改变政治与操行的方法来治理洪水，可以知道洪水不是政治与操行所造成的。既然洪水不是政治与操行所造成的，就可以知道天气的寒温变化也不是政治所招致的。

或难曰：“《洪范》庶征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顺；燠，温；恒，常也。人君急，则常寒顺之；舒，则常温顺之。寒温应急舒，谓之非政，如何？”

有人责难说：“《尚书·洪范》在论述各种征兆时说：‘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是顺应的意思；燠，是温暖的意思；恒，是经常的意思。君主心情急躁时，就经常有寒冷的天气顺应君主的心情而出现；君主心情舒畅时，就经常有温暖的天气顺应君主的心情而出现。天气的寒温顺应心情的好坏，说这不是政治造成的，怎么行呢？”

夫岂谓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递至，偶适自然，若故相应，犹卜之得兆、筮之得数也。人谓天地应令问，其实适然。夫寒温之应急舒，犹兆数之应令问也，外若相应，其实偶然。何以验之？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使应政事，是有，非自然也。

这哪里是说君主心情急躁时天气不会寒冷，心情舒畅时天气不会温暖呢？君主的心情急躁与舒畅而造成的天气温暖与寒冷的交替，是巧合，好像是寒温的变化故意应和着君主喜怒一样，就像是占龟时得到的兆，用蓍草算卦时得到的数一样。人们认为这是天地在回答卜筮者提出的问题，但其实兆与数只是偶然形成的。天气的寒冷与温暖正好应和着君主心情的急躁与舒畅，这就如同卜筮者得到的兆数应和着卜筮者提出的问题一样，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相互应和的，实际上也是碰巧。怎么来证明呢？天道是自然的，自然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活动的状态。卜筮时的令问和人事、兆数、气候三者的相和，是偶然碰在一起的，人和社会上的事情开始产生的时候，天气变化就已经存在，所以称之为“道”。假如天气的变化是应和着政事的，那就是说天道是有为的，而不是自然无为的了。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洪范》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范》之言，天气随人易徙，当先天而天不违耳，何故复言后天而奉天时乎？后者，天已寒温于前，而人赏罚于后也。由此言之，人言与《尚书》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二疑也。民间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气温，旦旸气寒。夫雨者阴，旸者阳也；寒者阴，而温者阳也。雨旦旸反寒，旸旦雨反温，不以类相应，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说，亦未立也。

京房把《周易》中的六十四卦分配在一年之中，每六日七分，有一卦主事。卦有阴有阳，气有升有降。阳气上升时，天气就变得温暖；阴气上升时，天气就变得寒冷。按这样说，天气寒温的变化是随着卦的变化而到来的，与政治不相应。考察《周易》“无妄”卦中列举的各种应和的例子，水灾、旱灾的到来，都有各自的时间季节。各种各样的灾异，差不多都是同一个道理。那些宣扬天人感应论的儒生，我怀疑他们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根据什么来怀疑呢？《周易·乾·文言》说：“圣王的德行与天地是相合的，在天示意之前先行动而不会违背天意，在天示意之后行动而符合天时。”《尚书·洪范》上说：“君主心情急躁时，就经常有寒冷的天气顺应君主的心情而出现；君主心情舒畅时，就经常有温暖的天气顺应君主的心情而出现。”如果像《洪范》所说的，天气随着君主心情的喜怒而变化，那么应当只说“在天之前而不违背天”就好了，为什么又说“在天之后而符合天时”呢？说“后”，就是说天气已经出现寒温的变化，而人君的赏罚在其之后。由此说来，《周易》的说法与《尚书》不一致，这是第一个疑点。京房根据阴阳气的升降来预测天气的寒温，变复之家的根据则是君主的刑赏喜怒，两家的观点相互抵触，这是第二个疑点。民间预测天气的寒温，往往今天寒冷而明日温暖，早上有厚霜，傍晚天空晴朗，早上下雨天气温暖，早上天晴气候寒冷。雨属阴，晴属阳；寒属阴，而温属阳。早晨天晴，天气反而寒冷，早晨下雨，天气反而温暖，没有遵循同类相招的原则，这是第三个疑点。这三个疑点如果不能解决，寒温与君主喜怒相应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