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知篇第七十八

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谓之贤。夫名异则实殊，质同则称钧，以圣名论之，知圣人卓绝，与贤殊也。

儒生评论圣人，认为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后知万年以后的事，有独到的洞察力与辨别力，事物一出现就能说出它的名目，圣人不学习自己就能感知知识，不询问自己就能通晓事物，所以一提到圣人就认为和神一样了。就像用蓍草和龟甲能预测吉凶，就称蓍草为神，龟甲称为灵一样。贤人才能低下比不上圣人，智能差而比不了圣人，所以称之为贤人。名称不同就是实质不同，实质相同那么名称也就一样，就“圣”这个名称来说，就可知圣人超凡出众，与贤人不一样。

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春秋，造著传记。又书曰：“亡秦者，胡也胡也其后，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论之，圣人后知万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

孔子临死的时候，留下谶书说：“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子，自称是秦始皇，走上我的内堂，坐在我的床上，弄乱了我的衣裳，以后他到沙丘就会死去。”以后，秦王统一了天下，号称“始皇”，巡游到达鲁国地区，观瞻了孔子的住宅，才到沙丘，就在途中生病死了。又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著的书籍。”以后，江都相董仲舒研究《春秋》，编写了《春秋繁露》。又写道：“灭亡掉秦朝的，是胡。”以后，秦二世胡亥果然灭亡了秦朝的天下。通过这三件事来论证，这就是圣人能预知万年以后之事的证明。孔子生下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是因为他的母亲向他隐瞒了他的生父是谁，孔子通过吹律管的办法知道了自己是殷宋大夫子氏的后代。孔子不参考书籍，不听别人的传言，依靠自己吹律管，精心思考，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这就是圣人前知千年以前之事的证明。

曰：此皆虚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汝邪？”到景帝时，濞与七国通谋反汉。建此言者，或时观气见象，处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见濞之勇，则谓之是。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虚妄不实的。考察神怪的说法，全在谶书之中，它所记载的内容都是从河图、洛书那里仿效来的。“亡秦者胡”，就是仿效河图上的话。孔子对文字进行加工润色，使它条理通畅，用来记载神怪的事情；也许是后人伪造的，用其来作为圣人能知前测后的效验。高祖封刘濞为吴王，给他送行的时候，拍着他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地区将会有谋反的人，难道会是你吗？”到景帝的时候，刘濞与七国串通反叛汉朝。向高祖提出这一预测的人，也许是通过观察天象，判断东南地区将会有反叛发生，并不知主谋的名字，高祖见刘濞勇武，就认为他会是叛乱的主谋。

原此以论，孔子见始皇、仲舒，或时但言“将有观我之宅”“乱我之书”者，后人见始皇入其宅，仲舒读其书，则增益其辞，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见始皇、仲舒，则其自为殷后子氏之世，亦当默而知之，无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见始皇，睹仲舒，亦复以吹律之类矣。

根据这点来推论，孔子所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也许仅仅只是说过“将有人观览我的住宅”“整理我的著作”这样的话，后人见秦始皇进入孔子的住宅，董仲舒翻阅孔子的书，就将孔子说过的话进行增添篡改，标明了当事人。如果孔子真的神明，能够凭空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那么他自己是殷宋子氏的后代一事，也应该默默无声地就知道这一点，用不着以吹律管的办法来自己确定。孔子不吹律管，就不能确定自己的姓，至于他预知到秦始皇、董仲舒的事，也应当还是用了吹律管以定姓氏的这类办法了。

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鲁，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颠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既不至鲁，谶记何见而云始皇至鲁？至鲁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则言“董仲舒乱我书”亦复不可信也。

考察有关秦始皇的史事记载，秦始皇并没有到鲁，怎么会上孔子的内堂，坐在孔子的床上，弄乱孔子的衣裳呢？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到达云梦泽，在九嶷山对虞舜举行“望”祭。乘船顺长江而下，在藉柯观览，渡过梅渚，经过丹阳，到达钱塘，亲临钱塘江，因为波涛险恶，就往西行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处渡过钱塘江，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立石碑刻颂辞，对南海举行“望”祭。回来经过吴县，从江乘渡江，沿着海北上，向北直到琅邪。从琅邪往北到崂山、成山，由这里到之罘，于是沿着海边航行，往西到达平原津就病了，最后死在沙丘平台。既然秦始皇没有到过鲁，谶书依据什么说秦始皇到鲁呢？连秦始皇是否到过鲁尚且不知道，书上记载孔子说的“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子”的话，也就不可信了。既然“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子”这句话不可信，那么记载的“董仲舒整理我的著作”这句话也就不可信了。

行事，文记谲常人言耳。非天地之书，则皆缘前因古，有所据状；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谶书秘文，远见未然，空虚暗昧，豫睹未有，达闻暂见，卓谲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

已有的事实是这样，文字记载的都是寻常人的话。只要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下冒出来的书，就都得遵循前人因袭古人，有所依据地加以描述；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过或看到过，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供依据进行描述的了。大凡圣人预见祸福，也是根据事物出现的苗头而加以类推，考察事物的开端而预见到它的结果，从民间小事推论到朝廷大事，由显而易见的事而察知昏暗不明的事。谶书中的神秘记载，预见很遥远的尚未发生的事，大多说得空洞而含糊，预见尚未出现的事，乍一听，猛一看，显得离奇古怪，好像不是一般人的口里所能说得出来的。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

仿效同类的事情以预测祸患，推究过去的经验以判断未来，贤人也能做到这点，并非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周公谈论如何治理鲁国，太公就能预知周公的后代必将有君权被削弱的祸患；太公谈论如何治理齐国，周公以此预见到太公的后代必将有被篡弑的祸乱。彼此都预见到对方采用的治国方法和手段所导致的最终结果，预见到祸乱产生的先兆。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而箕子对此事进行了讥刺，鲁国用偶人随葬而孔子为此发出慨叹，这是通过制作象牙筷子预见到纣王要吃龙肝的祸患，由用偶人随葬预见到用活人殉葬的灾祸。太公、周公都预见到了尚未发生的事情，箕子、孔子都看到了还没有出现的事情，用来预见未来的推理方法，贤人和圣人是一样的。

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七年，严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后，与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其后皆如其言。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次室、夏太后圣也。

鲁侯年老，太子幼弱，因此次室邑的女子靠在柱子上长啸叹息，是依据鲁侯年老，太子幼弱的现象，预见到鲁国败乱的先兆。妇人的见识，尚且能够推究同类事情而预见到未来，何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的人呢！秦始皇七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死了。秦孝文王的王后叫华阳后，与秦孝文王同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埋葬在范陵，所以夏太后另外埋葬在杜陵，她说：“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庄襄王的墓，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孝文王的墓，此后百年，旁边将会出现万户人家的城镇。”那以后出现了正如她所说的情况。如果一定要把能用类推的方法预见未来的人称为圣人，那么，次室女子、夏太后就都是圣人了。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也。如以此效圣，樗里子圣人也；如非圣人，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后百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当戎，见被发之兆也；樗里子之见天子挟其墓，亦见博平之墓也。韩信葬其母，亦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埋葬在渭水南岸章台的东面，他说：“此后一百年，必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墓。”到了汉朝兴起，长乐宫建在他的墓的东面，未央宫建在他的墓的西面，武器库正对着他的墓，果真同他说的完全一样。这些先知的事例，都是能预见未来的证明。如果用这种情况来检验衡量圣人，那么樗里子就算圣人了；如果他不算是圣人，那么只凭能够先知、预见未来，就不足以说明是圣人。这样说来樗里子预见到百年后天子的宫殿夹着他的坟墓，也就像辛有预知伊川一带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一样。从前辛有经过伊川，见到披头散发祭祀的人，就说：“不超过一百年，这个地方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了！”那以后一百年，晋国迁移陆浑之戎到伊川一带居住，果真像辛有所预言的一样。辛有预见到伊川将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是由于见到了人们披头散发进行祭祀的先兆；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会夹着他的坟墓，也是由于见到了墓旁有广阔平坦的地基。韩信埋葬他的母亲，也设法营建在又高又宽敞的地方，让墓的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以后果然有万户人家居住在墓旁。所以樗里子见到广阔平坦的土地有修建宫台的征兆，就像韩信看到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会出现万户人家一样。他们能够先知预见到未来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有超过一般人的观察力与辨别力，都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论得来的。

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春秋的时候，卿、大夫相互交往聚会，看到动作异常，听见言谈反常，善的就说明有吉祥的福祐，恶的就判断有凶妖的祸患。能预先判明祸福，老早就考察到尚未出现的事情，这并不是有神怪的才智，都是由于察觉了事物的先兆而类推得出的。以现在的情况来说，那些通过思考就能知道的事，通过精密的思虑就能预见到；那些单凭思虑不能够知道的事，如果不学不问是不能够知道的。不学就能自己知道，不问就能自己通晓，从古到今已有的事例中，还没有见到过。通过思虑就可以知道的事，只要精心去思考它，事情再大也不难明白；不可以通过思虑知道的事，即使用心学习和请教别人，事情再小也不容易弄懂。所以即使有智能的人，不学就没有成就，不请教别人就不会知道。

难曰：“夫项讬年七岁教孔子。案七岁未入小学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其次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讬之类也。王莽之时，勃海尹方年二十一，无所师友，性智开敏，明达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奏：‘方不学，得文能读诵，论义引五经文，文说议事，厌合人之心。’帝征方，使射蜚虫，䇲射无非知者，天下谓之圣人。夫无所师友，明达六艺，本不学书，得文能读，此圣人也。不学自能，无师自达，非神如何？”

有人责难说：“项讬年仅七岁就教导孔子。考察七岁的小孩尚未进入小学而能教导孔子，这是天生而自知了。孔子说：‘天生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孔子只说天生就知道的，不讲学习和请教别人而能知的，说的就是像项讬这样的人。王莽的时候，勃海郡的尹方才二十一岁，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友，却天生智慧聪明，通晓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向皇帝上奏：‘尹方不用学习，拿到文章就能读诵，论说道理能引用五经经传，解释文字议论事理，都能使人们满意。’皇帝征召尹方，让他辨认鸟虫书，又对他进行策试，他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称他是圣人。没有老师、学友，却通晓六艺，从未学习过写字，拿到文章却能诵读，这是圣人了。不学自己就能知道，没有老师自己就能通晓，这不是神而先知又是什么呢？”

曰：虽无师友，亦已有所问受矣；不学书，已弄笔墨矣。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安能有知？项讬七岁，其三四岁时，而受纳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时，多闻见矣。性敏才茂，独思无所据，不睹兆象，不见类验，却念百世之后，有马生牛，牛生驴，桃生李，李生梅，圣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颜渊，孝如曾参，勇如贲、育，辩如赐、予，圣人能见之乎？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虽百世可知也又曰：“后生可畏，焉知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损益，言“可知”，称后生，言“焉知”。后生难处，损益易明也。此尚为远，非所听察也。使一人立于墙东，令之出声，使圣人听之墙西，能知其黑白、短长、乡里、姓字所自从出乎？沟有流澌，泽有枯骨，发首陋亡，肌肉腐绝，使人询之，能知其农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圣人无知，其知无以知也。知无以知，非问不能知也。不能知，则贤圣所共病也。

回答说：即使没有师友，也已经有所问学与接受指教了；没有学习过写字，却已经摆弄过笔墨了。小孩刚生下来，耳目才开始张开，即使有圣性，又怎么能有知识呢？项讬虽然才七岁，但他三四岁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人们的教诲了。尹方虽然才二十一岁，但他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有许多所闻所见了。天性聪明才智过人，但是如果独自思考而无所依据，没有觉察到预兆，不见类似的效验，往下推想到百世之后，会有马生牛，牛生驴，桃树结李子，李树结梅子，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会有臣杀君，子杀父，像颜渊那样的仁人，像曾参那样的孝子，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像子贡、宰予那样的能言善辩的人，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孔子说：“如果将来有人继承周朝的礼制，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损益情况也还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又说：“后辈是令人敬畏的，怎么能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呢？”孔子论后来朝代对礼制的增减改易，称为“可以预见到”，讲后辈，称为“怎么能知道”。这是因为后辈的情况难以断定，而制度的增减改易容易判明的缘故。这些例子都比较遥远，不是人们所能耳闻目见的。让一个人站立在墙的东面，叫他发出声音，让圣人在墙的西面听他的声音，圣人能知道这个人皮肤黑白、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源吗？水沟里有流尸，山泽里有枯骨，头发和面孔都烂掉了，肌肉都腐烂消失了，让人去询问圣人，圣人能知道死尸曾经是务农还是经商，年龄大小，以及是因为犯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吗？这并不是圣人无知，而是因为只凭他的才智是无从知道的。仅凭他的才智无从知道，就是说不问就不能知道。不问就不能知道，这是贤人与圣人同样具有的缺陷。

难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贤者也，尚能听声而知其色，以圣人之智，反不能知乎？”

有人责难说：“詹何坐在屋中，他的学生在旁边侍候，有一头牛在门外面鸣叫。学生说：‘这是一头黑牛，而蹄子是白色的。’詹何说：‘对，这是一头黑牛，而它的蹄子是被人弄白的。’派人看这头牛，果然是黑牛而牛蹄被人用白布裹上了。詹何，是位贤人，尚且能够听声音就知道牛的颜色，凭圣人的才智，反而不能知道吗？”

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谁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术数直见一端，不能尽其实。虽审一事，曲辩问之，辄不能尽知。何则？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鲁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闻牛鸣，曰：“是牛生三牺，皆已用矣。”或问：“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问牛主，竟如其言。此复用术数，非知所能见也。

回答说：能够知道是黑牛而牛蹄被人用白布裹上了，能够知道这头牛是谁的牛吗？把它的蹄子弄白是为什么呢？术数仅仅能见到一个方面，不能弄清全部的事实。即使明了一件事，但如果多方面地加以辩驳和追问，往往就不能全部知道了。为什么呢？不亲眼看见、亲口询问，就不可能对一件事全部了解。鲁僖公二十九年，介国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旁，他听见牛叫，就说：“这头牛生过三头纯色牛，都已经被用来祭祀了。”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他回答说：“它的叫声这样说的。”这个人去问牛的主人，情况果然同葛卢说的完全一样。这又是通过术数所知道的，不是凭智慧所能见到的。

广汉杨翁仲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马声，犹詹何、介葛卢之听牛鸣也，据术任数，相合其意，不达视听遥见流目以察之也。夫听声有术，则察色有数矣。推用术数，若先闻见，众人不知，则谓神圣。若孔子之见兽，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见张良，似妇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尝见狌狌，至辄能名之；太史公与张良异世，而目见其形。使众人闻此言，则谓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闻野人之歌；太史公之见张良，观宣室之画也。阴见默识，用思深秘。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推此以论，詹何见黑牛白蹄，犹此类也。彼不以术数，则先时闻见于外矣。

广汉郡的杨翁仲能听懂鸟兽的话，他乘坐由一匹跛马拉的车到野外去，田间放牧有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马，两马相距几里远，鸣叫声却相互听得见。杨翁仲对他的车夫说：“那匹放牧在田间的马知道我们这匹马是跛的，而它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他的车夫问：“你怎么知道这些呢？”翁仲回答说：“那匹马骂这匹车辕中的马是跛的，这匹马也骂那匹马是瞎子。”他的车夫不相信，就去看那匹马，那匹马果真是瞎了一只眼。杨翁仲听得懂马的声音，就像詹何、介国的葛卢听得懂牛叫一样，是依靠术数，把两匹马叫声的意思合在一起考察出来的，不是凭借强大的洞察力而转眼就看出来的。既然可以通过术数来听声音，那么也就可以通过术数来察看颜色了。运用术数来推算，就像事先听到和见到过似的，大家不明白这一点，就认为他是神是圣了。就像孔子看见一头野兽，马上能说出它是猩猩；司马迁看到画上的张良，说他相貌像女人这类事情一样。考察孔子并没有见过猩猩，而见到了就能说出它的名字；司马迁和张良不在同一个时代，而眼睛一看就知道画的是张良。假如大家听到这些话，就一定会认为他们是神而先知的人。然而孔子能说出猩猩的名字，是听到过山野之民唱的歌；司马迁看出画的是张良的形象，是因为先前在宣室看见过张良的画像。贤圣暗中看到过而默记在心，运用心思深沉而隐秘。众人马虎大意，很少留心周围的事物，见到贤圣说出事物的名称，就认为他们很神。以此推论，詹何预见到黑牛被弄白了蹄子，也是这类情况。他如果不是靠术数推算出来的，那就是先前已经在外边听见或见过这件事了。

方今占射事之工，据正术数，术数不中，集以人事。人事于术数而用之者，与神无异。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类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术数，是则巢居者先知风，穴处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项讬、尹方其是也。

当今从事占卜推测吉凶的人，首先依据术数来判断吉凶，术数判断不中，就掺杂以人事来判断。能把人事和术数结合起来运用的人，就和神没有什么不同了。詹何这类人，就同当今占卜推测吉凶的人一样。如果认为詹何这类人天生就能预知那些事，不依靠术数来推算，那他们就像鸟类能预知刮风，蚯蚓蚂蚁之类能预知下雨一样了。聪明、才智早熟，项讬、尹方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

难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帝喾生而自言其名。未有闻见于外，生辄能言，称其名，非神灵之效，生知之验乎？”

有人责难说：“黄帝天生就很神灵，刚生下来就能说话。帝喾生下来就能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外面的见闻，生下来就能说话，能叫自己的名字，这难道不是神灵和天生预知的证明吗？”

曰：黄帝生而言，然而母怀之二十月生，计其月数，亦已二岁在母身中矣。帝喾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虽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谓神而生知者，岂谓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谓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见之也。黄帝、帝喾虽有神灵之验，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虽未就师，家问室学。人见其幼成早就，称之过度。云项讬七岁，是必十岁；云教孔子，是必孔子问之。云黄帝、帝喾生而能言，是亦数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无所师友，有不学书，是亦游学家习。世俗褒称过实，毁败逾恶。世俗传颜渊年十八岁升太山，望见吴昌门外有系白马。定考实，颜渊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吴昌门。项讬之称，尹方之誉，颜渊之类也。

我认为：黄帝生下来能说话，然而他的母亲怀他二十五个月才生下他来，计算这个月数，他在他母亲的身体中也已经有两年了。帝喾生下来能自己说出名字，然而他不能说出别人的名字，即使有一方面的才能，却不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所谓的神灵能天生而知的人，难道讲的只是生下来就能说出他自己的名字吗？乃是说没有经过传授就能知道，没有接触过就能预见未来。黄帝、帝喾虽然有神灵的证明，也都是早成之才。人的聪明才智有成熟得早的，也有经过后天学习才成就的，即使没有跟随老师学习，在家里也已经向人请教和学习过了。人们见他年幼而才智早成，就称赞他过头了。说项讬七岁，这一定是有十岁了；说他教孔子，这一定是孔子去问过他。说黄帝、帝喾生下来就能说话，这也一定是生下来几个月了。说尹方二十一岁，他也一定是将近三十岁了；说他没有什么师友，又没有学习过写字，这也一定是他出外或在家学习过了。世间习俗称赞别人时总是超过实际情况，诽谤别人时往往夸大他的罪恶。世俗传说颜渊十八岁时登泰山，望见吴都阊门外有一匹拴着的白马。考查实际情况可以断定，颜渊是三十岁，没有登泰山，也没有望见过吴都的阊门。对项讬、尹方的称誉，就如称誉颜渊这类情况一样。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曰：“吾十吾十有五而志乎学五帝、三王，皆有所师。曰：“是欲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为人法，何必以学者？事难空知，贤圣之才能立也。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狌狌知往，鳱鹊知来，禀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圣人为若狌狌乎？则夫狌狌之类，鸟兽也。僮谣不学而知，可谓神而先知矣。如以圣人为若僮谣乎？则夫僮谣者，妖也。世间圣神，以为巫与？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圣人为若巫乎？则夫为巫者亦妖也。与妖同气，则与圣异类矣。巫与圣异，则圣不能神矣。不能神，则贤之党也。同党，则所知者无以异也。及其有异，以入道也。圣人疾，贤者迟；贤者才多，圣人智多。所知同业，多少异量；所道一途，步驺相过。

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才行。通过学习才能有知识，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获得才识。子贡说：“我的老师怎么不学习呢，可是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孔子说：“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五帝、三王，都是有从学的老师的。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并不是他们需要跟随老师学习。”我说：精心思虑也可以作为人们的榜样，为什么一定要以勤学做榜样呢？事理很难凭空思考而得知，贤圣的才能却可以通过学习而具备。那些称为“神”的，是不学而知的；哪些称为“圣”的，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圣人。因为圣人也需要学习，所以知道他并不是神。天地之间，含有血气的动物，没有天生就知道一切的。猩猩知道路过的人的姓名，喜鹊知道未来的喜事，是因为它们承受了天的本性，自然就是如此的。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猩猩那样的吗？那么猩猩之类可是鸟兽啊。童谣是可以不学而知，可以算是神而先知了。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童谣那样的吗？那么童谣可是一种妖象啊。世间圣、神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巫吗？鬼神通过巫的口来指示人。如果认为圣人是像巫那样的吗？那么做巫的人也是一种妖象啊。巫与妖象同属一种气，那么与圣人就不属于一类了。巫与圣人不同，那么圣人也就不能称为神了。不能称为神，那就属于贤人一类的了。与贤人同属一类，那么圣人所知的就与贤人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他们有所差别，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道”不一样。圣人入道快，贤人入道慢；贤人才能多，圣人智慧多。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种“道”，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他们所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走得快的圣人超过了走得慢的贤人而已。

事有难知易晓，贤圣所共关思也。若夫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贤圣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世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追观上古，探察来世，文质之类，水火之辈，贤圣共之；见兆闻象，图画祸福，贤圣共之；见怪名物，无所疑惑，贤圣共之。事可知者，贤圣所共知也；不可知者，圣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圣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远道，孔窍不普，未足以论也。所论先知性达者，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达左不见右，偏驳不纯，踦校不具，非所谓圣也。如必谓之圣，是明圣人无以奇也。詹何之徒圣，孔子之党亦称圣，是圣无以异于贤，贤无以乏于圣也。贤圣皆能，何以称圣奇于贤乎？如俱任用术数，贤何以不及圣？

事情有难以知道的有容易明白的，这都是圣人与贤人所共同关心的。就像社会发展中文质的反复，三种教化的循环，历法的相互沿用，典章制度的增减和沿袭，这都是圣人与贤人所共同知道的。古代的水火，就同现在的水火一样；现在的声色，就同后代的声色一样。无论是鸟兽草木，还是人民的好恶，根据现在的情况可以推知古代，根据当前的情况可以预知未来的状况。千年之前，万代之后，没有什么不同的。往前观察上古，往后探察后世，知道“文质”“水火”一类的事情，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看见了征兆，察觉了迹象，就能说明祸福，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见到奇怪的东西能够说出它的名称，不会有什么疑惑，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可知的事物，贤人圣人同样都能知道；不可知的事物，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知道。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假如圣人凭空坐在那里就能事先知道天要下雨，也只是说明他生来能够在这一件事上有先知远见，他的聪明才智并不全面，不值得一提。所谓先知先觉生来就能通达事理的人，就是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完全看清各种“道”的要领。如果是知道一个部分而不通晓另一个部分，通达左边却看不见右边，认识片面杂乱而不纯，残缺而不完备，就不能称作圣人了。如果一定要说他是圣人，这反而说明圣人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詹何这类人被称为圣人，孔子这类人也被称为圣人，这就是说圣人没有什么不同于贤人的地方，贤人并不比圣人差。既然贤人圣人都有才能，为什么还要说圣人比贤人神奇呢？如果都要运用术数推算，贤人为什么比不上圣人呢？

实者，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不如学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犹结有不可解也。兒说善解结，结无有不可解。结有不可解，兒说不能解也。非兒说不能解也，结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圣人知事，事无不可知。事有不可知，圣人不能知。非圣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

实际上，圣贤不能天生地知道一切，必须依靠耳听、眼看来确定事情的真相。他们使用耳目去判断考察事物，凡是可以知道的事，经过思考就可以理解清楚；不能知道的事，要等到请教了别人才能理解。天下的事情，世间的万物，凡是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再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那些通过思考不能知道的事物，即使是上圣也不能明白。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去思考，结果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还不如去学习。”天下的事物有不可知的，好比绳结有不能解开的一样。兒说善于解绳结，绳结对他来说没有解不开的。但如果绳结有解不开的，那么兒说也不能解开了。并不是兒说不会解绳结，而是有的绳结根本就解不开，等到他去解这种结时，当然也解不开了。圣人知晓一切事物，世上的事物对于圣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但是事物还是有不能知道的，那么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知道了。并不是圣人不能知道这些，而是有的事物根本就不可以知，等到圣人想去知道这种事物时，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了。所以较难知道的事物，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就能够知道；根本不能知道的事物，即使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仍然是不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