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期篇第五十三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古今论者，莫谓不然。何则？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一般人认为古代的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能使政事得以办理，社会治安稳定；君王不贤明，那么道德教化的推行就会受阻而被废弃，废弃道德教化就会使得政事办理受阻，社会动荡混乱。古今论述治乱太平的人，没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尧、舜圣贤能够招致太平，桀、纣无道招致动乱最终被诛杀。不过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他们治国或兴或亡，都是因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于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那些俸禄为“百石”以上和“斗食”以下的各级官吏，位居一定的职位治理百姓，处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能否风行，百姓治乱与否，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操行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能在治理百姓方面取得成功。上古时期不论是罢免昏庸的官吏，还是提拔贤明的官吏，都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施加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那些讨论治乱的人，因循着考功之法的思路，认为考核官吏是根据治乱功效来评定官吏的贤与不贤，就认为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治理所招致的；百姓动乱国家危亡，是无道的君王所造成的。所以象征着国家将要遭受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他们的责备并自我反思，神思愁苦，身心劳顿，而象征着国家将要遭受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或消失。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通过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本就是未到死期的人，所患的是不会致死的病。如果寿命已经到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就如同动乱的百姓不可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就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百姓一样，这都受它的命数和时运的主宰，不能全靠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能否通行，国家是否安定，这都是由命数时运所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的力量。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诗》曰：“周余黎民，靡有靡有孑遗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贤者，嫌于德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祐非德所为也。

世道动乱百姓叛逆，国家所受的危机与灾祸，都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并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曾遭受大旱灾。其记载为：“周朝留下的百姓，没有一人不受害的。”这里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存而不受害。如果认为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论仁爱完美的君王，不会有人超过尧和汤，然而尧在位时却遭遇洪水，汤在位时却遭受旱灾。洪水与干旱是灾害中最严重的，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灾害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无道所招致的吗？这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应当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水旱灾害的例子，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灾害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败坏所造成的。既然受灾不是君王的德行败坏造成的，那么国家受到上天的福祐也不是君王的品德高尚所招致的。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不耐使子孙皆为孝善。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一样。慈父虽然能对后代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确的告诫，但是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孝善，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国家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家庭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父的道德高尚所能成就的，那么同样地，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父的道德低劣所能影响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道德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贫苦和富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安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用丰足的缘故。考察他们富有，是因为他的“命禄”优厚带来富贵，并不是因为他德行贤惠的原因。人们都知道家境富足生活安乐的人“命禄”优厚，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国家的“历数”吉利。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之君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无道之主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治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气数而不关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国家的治乱都不能产生影响。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所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世人称颂五帝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家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操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由于当时政治清明所造成。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就是因为盗贼众多，战争并起，百姓背弃礼义，反叛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其实这类事情的发生，根源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以此推论，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去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传记上说：“谷仓充实，百姓自然就会知道礼节；衣食富足，百姓自然就会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衣食有余，争斗缘起于衣食不足。粮食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讲究礼义的人很多，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因此奠定了。因此，荒年的春天，人们都不会拿东西分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人们都会邀请四邻参加宴饮。不拿东西分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参加宴饮，是善良的义举。做出善恶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的本性有别，而是取决于年岁的丰歉。由此说来，人们按照礼义的标准行事，是因为粮食充足的缘故。

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考察粮食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在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便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的记载。可见灾害的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会在圣君在位之世出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遇洪水、汤时遇大旱的原因，都认为是国家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儒生解说历代帝王遭遇灾害的原因，却偏偏说是恶政之应，这种说法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低劣而已。了解了一件事就能够以此推论从而了解一百件事，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根据尧、汤的遭遇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无道所造成的。根据灾变的出现，就能明辨祸福的根源不在于君王的德行，五帝时的太平之世，并不是由于君主道德高尚所成就的，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于面部。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至于身死，命寿讫也。国之乱亡，与此同验。有变见于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于面部也。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灾祸不除，至于国亡，犹病不愈，至于身死也。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当人患热病将死的时候，事先在面部会出现带有病态的气色。生这种病，是因为遇到了邪气。这种病如果治不好，就会导致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危乱衰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效验。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就如同人患热病将死的时候，病态的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出现水旱灾害，就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害不消除，就会导致国家灭亡，就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论说治乱的人认为灾变象征着政治无道，贤人患了热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不端所产生的吗？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那么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因为他的品行恶劣所以患病的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所导致的，那么贤人死去，可以认为是因为他的罪行深重所引起的吗？贤人有患病而早夭的，恶人有强健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得失。恶人强健而长寿，政治无道的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延续下去。由此说来，祸变的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无道，福瑞的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清明，这就很清楚了。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历阳之都，一夕沉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成败系于天，吉凶制于时。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丰耗有岁，贵贱有时。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在天上出现的灾变，是发生日食、月食这一类的现象，每四十二个月会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会发生一次月食。日食、月食的发生，都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受政治好坏的影响。千百种的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遭遇灾祸；彗星出现在心宿附近，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火灾。当时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犯有欺诈妄为的罪过。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做出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就已经出现，这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收成时好时坏；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价格时高时低。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价不一定高。丰收歉收各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各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即使丰收时谷物价格也会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时谷物价格也会大减。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收成好坏，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于上，民自善于下，世平民安，瑞祐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于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贤君即位，只是刚巧遇到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本就道德高尚，在下的百姓本就亲和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一切都是贤君所带来的。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最终国破身亡后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君主为恶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国家的祸福并不在于君主的善恶，君主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国家遭祸还是受福。地方官上任，并不有意做什么，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或许有或许无，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地方官禄命厚，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如果他的命禄薄，没有福气位居当前的职位，就该因辖区的危乱而被降职罢免。用现在的地方官的任免升降，去比照古代的国君的遭遇，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可以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