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应篇第五十二

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朱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荚、屈轶之属。又言山出车，泽出马，男女异路，市无二价，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颁白不提挈，关梁不闭，道无虏掠，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龙、骐、凤皇。

儒生谈论太平之时的祥瑞，都认为祥气瑞物与平常的时候相比卓越异常，如朱草、醴泉、祥风、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荚、屈轶这类瑞物，都会出现。又说山里出现神车，水泽出现神马，男女异道而行，买卖公平，不讨价还价，农夫礼让田界，行人谦让道路，老年人不用提着重物，关口桥梁不设关卡，路上没有歹徒抢劫，风柔和得不让树枝发出声音，雨水不会冲坏土块，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到了太平至极时，还会招来黄龙、麒麟、凤凰。

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夫风气雨露，本当和适。言其风祥、露甘，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可也；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言男女不相干，市价不相欺，可也；言其异路，无二价，褒之也。太平之时，岂更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异乎？太平之时，无商人则可，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买物安肯不求贱？卖货安肯不求贵？有求贵贱之心，必有二价之语。此皆有其事，而褒增过其实也。若夫萐脯、蓂荚、屈轶之属，殆无其物。何以验之？说以实者，太平无有此物。

儒生的话，有些未免称美过分超出了实际情况。他们说的瑞应之物，有的存在有的却不存在。说凤凰、麒麟这类瑞物，因为这些是很明显的大祥瑞，不能再加以夸大修饰，那些小瑞物的征兆，恐怕很多不是事实。风、气、雨、露调和适时，这是本来就应有的现象。说柔风祥和露水甘甜，微风不会让树枝出声，雨水不会冲坏土块，是可以的；说它五天一次风、十天一场雨，就言过其实了。即使风调雨顺，风雨也不能完全按五天、十天这样的规律到来。说男女互不相犯，买卖互不相欺，是可以的；说男女异道而行，不讨价还价，就言过其实了。太平之时，难道还会给男女各修一条路吗？不另外修路，男女在一条路上行走，怎么能够异路呢？太平之时，没有商人则罢，如果有，必然会把赚钱图利作为经商的目的，买东西怎么会不想买到便宜的呢？卖东西怎么会不想卖高价呢？有想要卖贵买贱的心思，必然就有讨价还价的说法。这些都是实有其事，而儒生夸大得超过实际了。如萐莆、蓂荚、屈轶这类东西，大概是没有的。用什么来证明呢？说句实话，太平之时并不存在这些东西。

儒者言萐脯生于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气虽和，不能使厨生肉萐，以为寒凉。若能如此，则能使五谷自生，不须人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凡生萐者，欲以风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风之乎？厨中能自生萐，则冰室何事而复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须手摇之，然后生风。从手握持，以当疾风，萐不鼓动。言萐脯自鼓，可也，须风乃鼓，不风不动。从手风来，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须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论之既虚，则萐脯之语，五应之类，恐无其实。

儒生说萐莆生长在厨房中这件事，是说厨房中自己长出了萐莆，薄得像扇子一样，它自己能够摇动生风，将食物冷却，使它不腐烂变味。太平之时即使阴阳之气调和，也不能使厨房里长出萐莆，并通过它来让食物冷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能使五谷自己生长出来，不需要人去栽种它们了。厨房里能自己长出萐莆，为何不让饭自己在甑子中蒸熟，火在灶里自己燃烧起来呢？凡是长出萐莆，是想要用它扇风吹冷食物，为何不干脆让食物自己不腐烂变味呢？何必要长出萐莆来吹冷食物呢？厨房中能自己长出萐莆，那么冰室为什么还要采冰用来冷藏食物呢？人们在夏天拿着扇子，必须用手摇动扇子，然后才能产生风。用手轻轻拿着扇子，迎着大风，扇子也会摇动。那么说萐莆自己会摇动，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风它才会摇动；没有风，它就不会摇动。既然把手放松要等风来扇子才会摇动，那么这风本身就足以吹凉厨房里的食物了，何必还要萐莆来扇风呢？世上传说燕太子丹使西斜的太阳再回到天空正中，天上下粟雨，乌鸦的头变成白色，马长出了角，厨房门上雕刻的木象生出肉脚来，这些说法已经在《感虚篇》中辨析过，证明这些是虚妄的说法，那么关于萐莆的传说，也就如上述五种感应的说法同属一类，恐怕并没有这种事情。

儒者又言：“古者蓂荚夹阶而生，月朔，日一荚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荚，于十六日，日一荚落，至月晦，荚尽。来月朔，一荚复生。王者南面视荚生落，则知日数多少，不须烦扰案日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荚以为日数，何不使荚有日名，王者视荚之字则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数，不知日名，犹复案历然后知之，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蓂荚之生，安能为福？

俗儒又说：“古代的蓂荚沿着台阶的两旁生长，从每月初一开始，每天长一片荚，到十五天就有十五片荚，从十六日起，每天落一片荚，至月底荚全部落完。第二个月的初一，再长出来一片荚。帝王南面而坐，看荚生长脱落的情况，就知道已经到了这个月的哪一天，不必费事去查看日历来弄清日期。”上天既能够让荚长出来作为记日数的东西，为什么不让每片荚上有每日的名称，帝王看到荚上的字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只知道是第几天，不知道日子的名称，还是需要再查看日历然后才能知道，这样帝王察看日期不就更麻烦不清楚了，蓂荚的生长，怎么能为帝王带来福呢？

夫蓂，草之实也，犹豆之有荚也，春夏未生，其生必于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零，万物皆枯，儒者敢谓蓂荚达冬独不死乎？如与万物俱生俱死，荚成而以秋末，是则季秋得察荚，春、夏、冬三时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荚，于十六日荚落，二十一日六荚落，落荚弃殒，不可得数，犹当计未落荚以知日数，是劳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荚生于堂上，人君坐户牖间，望察荚生以知日数，匪谓善矣。今云“夹阶而生”，生于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荚生于阶下，王者欲视其荚，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荚数。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傍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

蓂荚，是草的果实，如豆有豆荚一样，春夏季不结豆荚，豆荚的产生必定是在深秋之时。冬天非常寒冷，霜坠雪落，万物都枯萎了，儒生能说唯独蓂荚到了冬天不会死吗？蓂荚如果与万物一起生长一起死亡，荚要在深秋才能长成，这样就只能在秋末察看蓂荚，春、夏、冬三个季节就不能考察了。而且十五天生十五片荚，在第十六天开始落荚，第二十一天落六片荚，落下的荚已散弃消亡了，不可能得到它的数目，还需要计算没有落下的荚才能知道日子的多少，需要这样劳苦心思，说明这并不是什么福佑。假使蓂荚生在殿堂上，君王坐在门窗之间，观察蓂荚的生长情况以此知道日子的多少，那才可以说是有益的。现在说蓂荚“沿着台阶生长”，就是长在殿堂之下了。君王的殿堂，墨子说尧、舜的殿堂高出地面三尺，儒家认为这还说得太低了。假使殿堂就是这样吧，殿堂高出地面三尺，蓂荚长在台阶下，君王想看到这些蓂荚，是不能够从门窗之间看到的，必须到堂前才能看见它，才会知道有多少片荚。起身去看殿堂下的蓂荚，这和把日历挂在君王座位附近，君王向旁一看就能见到相比，哪一个更方便些呢？天生祥瑞之物是想以此来使君王欢愉，必须起身查看才知道日子多少，这是上天生出麻烦的东西给帝王添累赘啊。

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且凡数日一二者，欲以纪识事也。古有史官典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数荚？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四星至重，犹不躬视，而自察荚以数日也？

况且蓂荚是一种草，君王的殿堂是他早晚要坐的地方，古代的人虽然生活朴实，宫室里面长草了也要马上锄掉，怎么能够长出蓂荚来并让人可以从月初到月底都去数它呢？而且所有计算日期的目的，都是为了用来记事。古代专门有史官主管历法负责记日，君王为什么要亲自去数荚片呢？尧要测定四季的分至之日，就授命曦和四人去观测四座星宿据以测定四时和节气，观察四星的出现事关重大，君王尚且不亲自去观察，反倒会亲自去察看荚片来计算日子吗？

儒者又言：“太平之时，屈轶生于庭之末，若草之状，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圣王则知佞人所在。”

儒生又说：“太平之时，屈轶生长在殿堂的台阶下，形状像草一样，专主指明谁是佞人。佞人进入朝廷，屈轶就在殿堂的台阶下把他指出来，圣王就知道佞人在什么地方了。”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圣王莫过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来，辄指知之，则舜何难于知佞人，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

上天能够有意识地生长这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何不让圣王天生就有能识别佞人的能力，或者使佞人根本不能出生，而一定要再另外生出一种东西来指出佞人，为什么上天如此不嫌麻烦呢？圣王中没有谁能超过尧和舜，尧、舜当政之时，天下最为太平。如果屈轶已经自己长在殿堂的台阶下，佞人来了，就指出来让人知道他，那么舜对于识别佞人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让皋陶陈述识别好人坏人的方法呢？《尚书·皋陶谟》上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的，连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人都含有五常之气，语言气息互相沟通，尚且还不能互相了解。屈轶，不过是一种草，怎么能够了解谁是佞人呢？如果儒生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太平之时，草木的智慧就超过圣贤了。

狱讼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轶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听讼，三人断狱乎？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犹今府廷画皋陶、觟䚦也。

打官司总有对有错，就人的情理来说也有理亏与理直，为什么上天不让屈轶直接指出那个有错而理亏的人，而一定要费尽心思去听取双方的申诉，判决以后还要等三天才定罪呢？所以屈轶这种草，或许根本没有而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许真有这种草而捏造说它能指出佞人，假定这种草能指人，也可能是这种草生来见了人就会动。古人思想单纯，看见草动了，就说它能指人，能指人，就说它能指出佞人。司南之杓，把它放在地上，它的柄能指向南方。鱼肉腐烂后生的小虫，落在地上后就向北爬行，这是虫的本性如此。现在草能指人，也是天性如此。圣人因为草能指人，就宣扬说：“殿堂阶下有屈轶，能够指出佞人。”百官臣子中有怀奸诈之心的人，就各自改变品性和操行，修养为忠诚正直的品行，好比现在衙门里画着皋陶和觟䚦来威吓罪人一样。

儒者说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

儒生说道：“觟䚦是一只角的羊，天生就能识别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对那些有嫌疑却难以断罪的人，就让觟䚦去触他，如有罪觟䚦就触碰，无罪觟䚦就不触碰。这大概是天有意降生的独角怪兽，帮助法官检验疑案，所以皋陶很敬重羊，时刻都要侍奉它。这就是神妙奇特的瑞应一类的东西。”

曰：夫觟䚦则复屈轶之语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体损于群，不及众类，何以为奇？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案能与贲，不能神于四足之龟鳖，一角之羊何能圣于两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鹊知来，鹦鹉能言，天性能一，不能为二。或时觟䚦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恶受罪者之不厌服，因觟䚦触人则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没齿无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䚦能触谓之为神，则狌狌之徒皆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如以觟䚦谓之巫类，则巫何奇而以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

我认为：有关觟䚦的传闻仍旧是重复着屈轶的说法。羊本来有两只角，觟䚦只有一只角，形体上与一般的羊相比有所残缺，还不及同类，有什么神奇呢？三只足的鳖叫“能”，三只足的龟叫“贲”。考察能与贲并不比四只足的龟和鳖神奇，一只角的羊怎么会比两只角的更神圣呢？猩猩能知过去的事，喜鹊能知未来的事，鹦鹉能学人言，这些禽兽天生各有一种本领，不能再有第二种本领。也许觟䚦的天性只能触人，不一定能分辨谁是罪人，皋陶想把事情神化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又讨厌被判刑的人不心服，就借助觟䚦用角触人来判人的罪，意思是让人畏惧它而不犯法，判了刑的人终生不会有怨言。动物的天性各自有所知道的东西，如果认为觟䚦能触人就说它神奇，那么猩猩之类都是神奇的东西了。巫师能知道吉凶，是替人预测祸福的，没有人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把觟䚦也说成是巫的一类，那么巫有什么神奇之处值得赞美呢？这都是人们想把事情神化以便施行教化啊。

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杖钺把旄，号其众曰：“仓兕！”仓兕者，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仓兕害汝，则复觟䚦之类也。河中有此异物，时出浮扬，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缘河有此异物，因以威众。夫觟䚦之触罪人，犹仓兕之覆舟也，盖有虚名，无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师尚父任周的司马，率领军队讨伐纣王，到达孟津渡口上，执钺握旗，号令他的部下说：“河中有仓兕！”仓兕是水中的一种怪兽，擅长弄翻人乘坐的船。师尚父要借助神力来威震将士，叫他们尽快渡河，说不快渡河，便要受仓兕的祸害，这也是重复觟䚦一类的说法。河中有这么一种奇异的动物，有时浮出水面扬起身子，身上有九个头，人们又害怕又厌恨它，但是它不一定会弄翻人坐的船。尚父因为河中有这种奇异的动物，就借它来威慑众将士。觟䚦能触有罪的人，如同仓兕能弄翻船一样，大概徒有虚名，并没有什么实际例证。人们畏惧怪奇之物，所以就凭空把它夸大。

又言太平之时有景星。《尚书中候》曰：“尧时景星见于轸。”夫景星，或时五星也。大者，岁星、太白也。彼或时岁星、太白行于轸度，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星、太白何如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诗》又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亦或时复岁星、太白也。或时昏见于西，或时晨出于东，诗人不知，则名曰启明、长庚矣。然则长庚与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时，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类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复更有日月乎？诗人，俗人也；《中候》之时，质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时，太白经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见之，则亦复名之曰景星。

儒生又说太平之时有景星出现。《尚书中候》上说：“尧的时候曾经有景星出现于轸宿所在的位置。”景星，或许就是五星。五星中最大的就是岁星和太白星。或许那个时候正是岁星、太白星运行到了轸宿所在的位置上，古人头脑质朴不能推算出五星运行的度数，也不知道岁星和太白星是什么样子，出现大而亮的星就说是景星了。《诗经》上又说：“东边有启明星，西边有长庚星。”这可能也是岁星或太白星。或是黄昏时出现在西边，或是清晨出现在东边，诗人不明白，就叫启明星、长庚星了。这样来说长庚星与景星相同，都是五星中的星了。太平之时，日月分外明亮。五星，与日月同属一类，如果太平之时会另外出现景星，那么还可以再另外出现日月吗？诗人，只是平常的人；《尚书中候》所记的时代，是质朴的时代，还都不明白星辰的运行。王莽的时候，太白星横贯天空，明亮得如同半弦月，假如不明白太白星运行规律的人看见它，就又会称它做景星。

《尔雅·释四时章》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气和为景星。”夫如《尔雅》之言，景星乃四时气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尔雅》之书，五经之训故，儒者所共观察也，而不信从，更谓大星为景星，岂《尔雅》所言景星与儒者之所说异哉？

《尔雅·释四时章》上说：“春天万物开始生长，夏天万物兴盛，秋天是收获之时，冬天万物安定宁静。四季之气调和就称为景星。”按照《尔雅》上的说法，景星是四季之气调和的名称，恐怕不是指依附在天空的大星。《尔雅》这本书，是用来训诂五经的，是儒者共同钻研的书，反而不信服它，另外称大星为景星，难道《尔雅》上说的景星与儒者说的景星不同吗！

《尔雅》又言：“甘露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醴泉乃谓甘露也。今儒者说之，谓泉从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说相远，实未可知。案《尔雅·释水泉章》：“一见一否曰瀸。槛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悬出。悬出，下出也。”是泉出之异，辄有异名。使太平之时，更有醴泉从地中出，当于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释四时章》中，言甘露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从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

《尔雅》上又说：“甘露及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好处，称其为醴泉。”醴泉说的是甘露。现在儒生的说法，称泉水从地中出来，它的味道像甜酒一样，因此叫醴泉。两种解释相差甚远，确实不容易弄明白。翻看《尔雅·释水泉章》：“泉水一会儿出现一会又消失叫‘瀸’。槛泉正出。正出，就是喷涌出来的意思。沃泉悬出。悬出，就是从上而下流出的意思。”泉水流出的方式不同，就有不同的名称。如果太平之时，另外有醴泉从地中流出来，应当在这一章中说到它，为什么反而记载在《释四时章》中，说甘露是醴泉呢？如果这样，儒生说醴泉从地中流出，又说甘露的味道很甜，就不可信了。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风起，甘露降。”雨济而阴一者谓之甘雨，非谓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论，甘露必谓其降下时，适润养万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饴蜜者，俱太平之应，非养万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饴蜜者，着于树木，不着五谷。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时，土地滋润流湿，万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尔雅》且近得实。缘《尔雅》之言，验之于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树木，察所着之树，不能茂于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异于《尔雅》之所谓甘露。欲验《尔雅》之甘露，以万物丰熟，灾害不生，此则甘露降下之验也。甘露下，是则醴泉矣。

儒生说：“道德最为淳厚的君主当政时，日月分外明亮，星辰不偏离运行的轨道，祥风吹来，甘雨普降。”雨停后天阴刮小风，这种雨有利于庄稼生长，所以叫甘雨，并不是说雨水的味道是甜的。据此推论，甘露必然是说它降下的时候，恰好滋润养育了万物，不一定露水的味道是甜的。也有露水甜得像蜜糖一样，这也是应太平而出现的祥瑞，并不是《尔雅》上说的那种滋养万物的甘露。用什么来证明呢？考察一下像蜜糖一样甜的露水，都是附在树木上，而不附在谷物上，这就可以证明了。那些味道不甜的露水，它们降下时，土地全都滋润，万物沾蒙恩泽，普遍受惠。据此说来，《尔雅》上的解释比较接近实际。根据《尔雅》上的解释，对实物进行验证，考察味甜的露水降下时附着在树木上，察看甘露附着过的树木，并不比未附着甘露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样来看，儒者现在所说的甘露大概不同于《尔雅》上所说的甘露。要想验证《尔雅》上所说的甘露，就用农作物饱满成熟，灾害没有发生作为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甘露降下的证明。甘露降下来，这也就是醴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