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葬篇第六十七

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知之验，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

圣贤的事业，都是将薄葬省用作为宗旨。但是世间崇尚厚葬，有铺张浪费的恶习，这是由于儒家的论述不够明确，墨家的论述又不正确的缘故。墨家的观点是崇尚鬼神，认为人死后就会变为鬼而且有知觉，能变成活人的样子来害人，所以引用杜伯变鬼一类的事例来作为证明。儒家不相信墨家的观点，认为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然而在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和举行祭祀时却主张备办各种的东西，说是为了表示不背弃死去的人，借以劝勉活着的人。陆贾依照儒家的观点谈论葬礼的问题，所以他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不愿明确地判定人死后会不会变成鬼。刘子政呈递关于薄葬的奏章，其宗旨是想节省财物，但也没有透彻地说明人死后是否为鬼的道理。因此世俗之人内心持有怀疑的看法，外面又听见杜伯变鬼之类的传说，又听说将要病死的人往往有坟里的死人来和他相见的事，所以就相信了有鬼的说法，认为死人像活人一样。人们哀怜死人单独埋葬，魂魄孤单无人陪伴，坟墓又封闭掩藏，缺乏谷物，所以制作偶人去侍奉棺材内的尸体，多多储藏食物以便死人的魂魄享用。这种风气逐渐发展流传开来，有的人就倾家荡产，用殉葬品装满死人的棺材，甚至杀人以殉葬，以满足活人的心愿。他们并不知道把殉葬品放在棺内没有好处，同时又受奢侈之心的影响在外观上相互炫耀，讲究排场。认为死人有知觉，跟活人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虽然反对这种说法，但也无法去断定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而陆贾的论述，对于人死为鬼还是不为鬼两方面都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刘子政的奏章，也不能明确说出儒家关于鬼无知的证据是什么，墨家关于鬼有知的理由是什么。凡事没有比有效验更能说明事情真相的了，言论没有比有证据更能得到肯定的了。一番空洞的语言，即使符合根本的道理，人们仍然不会相信。因此社会上鄙陋无知轻信祸福的人，怕得罪死人而不怕违背道理，只看重死人而不顾全活人，耗尽财产以侍奉鬼神，倾家荡产办理丧事。如果辩士、文人能够论证人死无知并且确有根据，就像墨家用杜伯变鬼的例子来论证人死有知一样，那么人死无知的真实情况就可以明白，薄葬节省财物的教化就可以树立了。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世无祭祀复生之人，故死生之义未有所定。实者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

现今墨家反对儒家，儒家反对墨家，各自有坚持的主张，所以两家互相矛盾不能相合，因为观点难以协同一致，所以两家争论不休。世上没有因为受到祭祀而复活的人，所以人死后能否变为鬼以及是否有知的道理没有定论。实际上死人的情况不明，它与活人不同道，真实情况是捉摸不定的，难以深入了解。死人有知与无知的真情不能断定，人死后是否变鬼也就不可能确定。知识渊博的有见识的人，即使博览古今，遍阅诸子百家著作，能深入细致地理解知识，将其融会贯通，也不能清楚地了解此事。只有圣贤的心思，将各种事物进行对比研究，才能肯定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论证问题如果不集中精力，通过理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事情的是非，只相信外在的见闻，不通过内心进行分析判断，这就是光凭耳目见闻来考察，而不是通过内心思考来论事。光凭耳目见闻来论事，那就会凭虚假的现象说话，相信了虚假现象，那反而会把实事当成是错的了。所以判断事情的是非，不能只依靠耳目的见闻，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墨家的观点并不是通过用心思考得出的，而只是通过考察事物的表面现象得出来的，如果只是相信耳目的见闻，那么即使事情的效验十分显著，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偏离真实情况的。偏离真实的主张难以用来指导别人，即使符合无知之人的心意，也不会符合有智之士的心意，耗尽财务以厚葬死人，对世人也没有好处，这大概就是墨家学说不能流传的原因。

鲁人将以玙璠敛，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玙璠，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抇矣。孔子睹微见著，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著丘墓必抇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人必不听。何则？诸侯财多不忧贫，威强不惧抇。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著可闻，则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

鲁国人将要用玙璠装殓季平子，孔子听见这件事，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前去谏阻。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不符合礼的规范，孔子是为了防止祸乱产生，就不顾礼节了。祸乱的根源，常常是由人的贪欲引起的。玙璠是宝物，鲁人用它来装殓，奸诈的人窥探到它，贪欲之心必然产生。奸诈之人的贪欲一旦产生，就不怕犯罪触法。不怕犯罪触法，那么坟墓就会被盗掘了。孔子从细微的小事预见到未来将要发生的大事，所以直接穿过庭院，一步跨上一级台阶，为防止祸乱而直接谏阻。孔子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而标榜坟墓一定会被盗的阻谏，即使尽到像比干那样的忠诚，人们也必定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呢？诸侯因为财产多就不怕厚葬把自己搞穷，因为权势大也不怕人家来掘墓。由于对死人有知还是无知的议论还有怀疑拿不定主意，所以孝子的想法总是倾向于厚葬。如果阐明死人无知，厚葬没有好处的道理，让这一观点成为定论，明明白白地让大家都知道，那么用玙璠装殓的礼节就不会实行，孔子直接穿过庭院去谏阻的事就不会发生了。现在不阐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的主张，却只是极力去谏阻，这大概就是孔子不能传播他的教化的原因了。孔子不是不明白死人有知无知的真实情况，他之所以故意不讲清楚人死无知，也出于陆贾议论的那种意旨。如果说了人死无知，那么臣、子就会违背君、父。所以说：“假如丧祭的礼节荒废，那么就会使臣、子的恩情淡薄。臣、子的恩情淡薄，那就会背弃死人，忘记祖先。背弃死人，忘记祖先，那么不孝之罪就会多起来了。”圣人怕开不孝之罪的源头，所以有意不阐明死人无知的真实情况。活人与死人的道路并不相同，对活着的人奉养优厚，好的风俗自然会形成，即使对死去的人事奉淡薄些，对于风俗教化有什么损害呢？假如死人是有知的，违背他是不对的；假如死人什么也不知道，违背他又有什么损害呢？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不一定就会产生违背死人的祸害；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损害活人财物的浪费现象了。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使。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伤化，绝卜拒医，独不伤义乎！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绝异处，不可同也。如当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于宅，与生同也。不明无知，为人倍其亲，独明葬黄泉，不为离其先乎？亲在狱中，罪疑未定，孝子驰走以救其难。如罪定法立，终无门户，虽曾子、子骞，坐泣而已。何则？计动无益，空为烦也。今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与拘亲之罪决不可救，何以异？不明无知，恐人倍其先，独明罪定，不为忽其亲乎！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

孝子侍奉父母的病，在父母还没有死的时候，求人算卦请医生治疗，希望灾祸能够消除、医药能够有效。父母死了之后，即使有精明如巫咸，高明如扁鹊那样的人，也不会再请他们治病。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人死气绝，再求他们终归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既然医治死人没有益处，那么厚葬和给死人治病有什么差别呢？如果认为背弃死人恐怕有损教化，那么不去卜问不请医生，难道就不损伤道义吗？父母活着的时候，安坐在高堂之上；父母死了，就把他们埋葬在黄泉之下。黄泉之下，并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然而埋葬他们在黄泉之下时，人们并没有任何疑虑，是因为死人断气以后应该安葬在别处，不能同活人住在一起的缘故。如果对待死人也应当像对待活人一样，恐怕活着的亲人背弃他，就应当把死者安葬在家中，跟活人居住在一起。不肯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因为害怕人们会背弃他们的父母，却偏偏阐明人死后应该埋葬在黄泉，难道不怕人们遗弃他们的祖先吗？父母亲关押在牢里，当罪行不清尚未定案时，孝子会四处奔走以解救父母的灾难。如果罪已确定依法判处，就再也找不到什么门路来救亲人了，这时即使是曾子、子骞这样的孝子，也只能坐着哭泣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再去活动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是白费精力而已。如今死去的父母亲的魂魄肯定是没有知觉的，这和被关押的父母亲已定罪而无法救援，有什么不同呢？不肯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担心人们会背弃他们的祖先，偏偏阐明父母的罪行确定就不必去援救，这岂不是轻视他们的父母吗？圣人确立的道义，有益于教化的，即使再微小的事也不应取消；如果对政治没有补益，即使是再大的事也不应赞许。现在厚葬死人，对报答亲人的恩义有什么好处呢？背弃死者，不搞厚葬，对报答亲人的恩义有什么损害呢？

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即如生当备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绝用人之源，不防丧物之路，重人不爱用，痛人不忧国，传议之所失也。

孔子又说，用作殉葬的器物做得不必精致，但表示了人们认为人死后还很神明的心意。俑就是偶人，形状像活人一样。所以鲁国用偶人殉葬，孔子为此而叹息。因为他从中看出将来会用活人殉葬的苗头，因此叹息哀痛用偶人殉葬一事。如果说孔子认为对待死人应当像对待活人那样为他备办器物，并不是表示死人真像活人一样，用意全在于宣扬他的礼教，看到用偶人殉葬，就担心以后会用活人殉葬，那么用明器殉葬，难道就不怕后人发展到用精致的器物殉葬吗？杜绝了用活人殉葬的根源，而不堵塞浪费财物的渠道，重视人而不爱惜财物，爱惜人而不担忧国家的贫弱，儒家议论的错误就在于此。

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则水泄绝。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则水为患害。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

治理有漏洞的堤坝，就要把堤坝的漏洞全部堵塞，这样水的泄漏就会停止。如果漏洞不全部堵塞，水还有泄漏的地方，那么水就会造成灾害。论述死人无知不彻底，那么奢侈的厚葬之礼就不会杜绝，不杜绝，就会让人倾家荡产。倾家荡产，百姓就会贫困到极点，这将使国家走向危亡的道路。

苏秦为燕，使齐国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财物，苏秦身弗以劝勉之，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燕军卒至，无以自卫，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无知，使民自竭以厚葬亲，与苏秦奸计同一败。

苏秦为了帮助燕国，让齐国的老百姓把坟墓造得又高又大，在坟墓中多储藏财物，苏秦还亲自引棺送葬，以劝勉齐人厚葬，结果弄得齐国财物耗尽，百姓贫穷，国库空虚，兵备削弱，燕军突然打来，齐国无法自卫，以致国都被攻破，城市被占领，君王逃走，百姓离散。现在若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让老百姓耗尽自己的财物来厚葬亲人，这和苏秦的奸计一样，都是国家的祸害。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

墨家的主张同他的观点自相矛盾，墨家主张薄葬而又尊崇鬼神，尊崇鬼神还举例证明，比如以杜伯为例。杜伯是死人，如果认为杜伯死后变为鬼，那么死人确实有知。如果死人有知却薄葬他，这是在激怒死人啊。人的心情是想厚葬而讨厌薄葬，因为薄葬而受到死人的责罚，那么即使再尊崇鬼神，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认为鬼不是死人变的，那么相信杜伯死后变鬼就不对了；如果认为鬼是死人变的，那么对他薄葬也就不对了。墨家的基本观点和具体主张互相违背，前后矛盾，所以墨家的观点是错的。墨家的论述不正确，儒家的论述不明确，所以都是行不通的。

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详览。详览如斯，可一薄葬矣。

既然如此，世俗之人，可以全面详细地鉴别。详细鉴别如上文所分析的，就可以一律实行薄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