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实篇第七十九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何以明之？

凡是论述事理的人，如果违背了事实而又不举出证据，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动听，说辞再繁复，最终也还是不被相信。我论述圣人不能像神一样有先知先觉，在那些能够有先知的人中间，也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这不只是凭空瞎说，也不只是凭自己的才智类推得巧妙。我的这种看法是有事实证明的，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它呢？

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诸？”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决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达视遥见，以审其实，问公明贾，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索取别人的东西，有这样的事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告诉你的人把话说过了头。公叔文子在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说的话；该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符合礼义才接收财物，所以人们不讨厌他对财物的索取。”孔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天下的人，有如伯夷那样廉洁的人，不取别人丝毫财物，但是从来没有不说话、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估量判断是非，心有疑问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彻，有远见卓识，以弄清楚事实的真相，问了公明贾之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孔子不能先知，这是第一条证据。

陈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齐景公问子贡曰：“夫子贤乎？”子贡对曰：“夫子乃圣，岂徒贤哉！”景公不知孔子圣，子贡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闻政，子贡定其实。对景公云“夫子圣，岂徒贤哉”，则其对子禽亦当云“神而自知之，不闻人言”。以子贡对子禽言之，圣人不能先知，二也。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自己打听来的呢？还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他是凭着温、良、恭、俭、让这些美德得来的。”温、良、恭、俭、让，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对待人，人们就会亲近他。人们亲近他，那么人们就会告诉他本国的政治情况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通过人们告诉他才了解当地的政治情况的，并不是神而自知的。齐景公问子贡说：“孔子是个贤人吗？”子贡回答说：“孔子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呢？”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人，子贡为孔子正名；陈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么办法知道当地政治情况的，子贡确定孔子知道各国政治情形的真正原因。既然子贡回答齐景公时说“孔子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那么子贡对子禽也应当说“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就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二条证据。

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圣人不能先知，三也。

颜渊烧火做饭时，灰尘掉到饭甑里，想放置不管的话，饭就不干净了，想把有灰的饭倒掉，就会浪费掉一些饭，所以颜渊就把落了灰尘的饭挑出来吃了。孔子远远地看见了，认为颜渊是在偷饭吃。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条证据。

涂有狂夫，投刃而候；泽有猛虎，厉牙而望。知见之者，不敢前进。如不知见，则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围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四也。

路上有个暴徒，拔出刀子等着行凶；野泽中有只猛虎，磨利牙齿等着猎物。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见而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会被暴徒杀掉，或者被老虎吃掉。匡人曾经围困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该早早地改换道路，以避开这场灾祸。孔子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这场灾祸。以孔子被困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条证据。

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圣人不能先知，五也。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受到威胁，颜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颜渊一定没有遇害，匡人一定没有杀害他。孔子看到颜渊回来了，才知道他没有死；孔子在没有看见颜渊回来的时候，说过认为颜渊已经死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五条证据。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不欲见，既往，候时其亡，是势必不欲见也。反，遇于路。以孔子遇阳虎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六也。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孔子等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见了阳货。孔子本来是不想见阳货的，既然去拜谢他，却又等到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坚决不想见到阳货。可是返回时，却在路上碰上了他。就孔子碰见阳货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六条证据。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论者曰：“欲观隐者之操。”则孔子先知，当自知之，无为观也。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长沮、桀溺两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旁边经过，派子路问他们渡口在什么地方。如果孔子预先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就不该再派人去询问。替孔子辩护的人说：“孔子这是想考察一下两位隐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该自己知道二人的操行，用不着去考察。如果孔子因为不知道而去问他们，这正好说明他不能先知，这是第七条证据。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甫之衢，人见之者，以为葬也。盖以无所合葬，殡之谨，故人以为葬也。邻人邹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于防。有茔自在防，殡于衢路，圣人不能先知，八也。

孔子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孔子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就把他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别人看见就认为是正式下葬了。大概是因为没找着他父亲的墓地与其母合葬，所以在临时埋葬他母亲时，礼仪也很郑重，所以别人就认为这是正式下葬了。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把孔子父亲坟墓的所在地告诉了他，孔子才得以把他的母亲与他的父亲合葬在防山。他父亲的坟地本来就在防山，而孔子却把他的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路旁，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八条证据。

既得合葬，孔子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曰：“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当先知防墓崩，比门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圣人不能先知，九也。

下葬之后，孔子先返回家里。门人后回来，雨下得很大。孔子问：“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门人回答说：“防山的墓倒塌了，我们在那里修墓。”孔子没有吭声。门人说了好几遍，孔子才泪流满面地说：“我听说，自古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应当事先知道防山的墓会倒塌，等到门人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流着泪等着他们。门人到家之后才知道墓倒塌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九条证据。

子入太庙，每事问。不知故问，为人法也。孔子未尝入庙，庙中礼器众多非一，孔子虽圣，何能知之？以尝见，实已知，而复问，为人法。孔子曰：“疑思疑思问疑乃当问邪！“实已知，当复问，为人法”，孔子知五经，门人从之学，当复行问，以为人法，何故专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经复问为人法，独以已知太庙复问为人法，圣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庙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也。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发问。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才问，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孔子从来没有进过太庙，庙里的礼器众多不止一种，孔子即使是圣人，又怎么能都知道呢？太庙里的礼器孔子曾经都见过，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然而还要再问一问，这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孔子说：“有了疑问要想到请教别人。”这是说有了疑难才应该问啊！如果说“实际上已经知道，还应当再问，以此给人做榜样”，那么孔子通晓五经，学生们跟他学习，他也应该再去请教一下别人，以此来给人做榜样，为什么孔子只是给学生讲课而不请教别人呢？不用自己已经知道五经还去请教别人这种行为给人做榜样，唯独以自己已经知道太庙里的礼器而再问别人这种事给人做榜样，圣人的用心，怎么这样不一致呢？就孔子进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条证据。

主人请宾饮食，若呼宾顿若舍。宾如闻其家有轻子泊孙，必教亲彻馔退膳，不得饮食；闭馆关舍，不得顿。宾之执计，则必不往。何则？知请呼无喜，空行劳辱也。如往无喜，劳辱复还，不知其家，不晓其实。人实难知，吉凶难图。如孔子先知，宜知诸侯惑于谗臣，必不能用，空劳辱己，聘召之到，宜寝不往。君子不为无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无为周流应聘，以取削迹之辱；空说非主，以犯绝粮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论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圣思闵道不行，民在涂炭之中，庶几欲佐诸侯，行道济民，故应聘周流，不避患耻。为道不为己，故逢患而不恶；为民不为名，故蒙谤而不避。”

主人请宾客饮酒吃饭，或者请客人住在他的家里。客人如果听说他家有轻薄子孙，轻薄子孙必定会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还会关上房门，使客人不能留宿。那么客人会拿定主意，肯定不会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客人知道被请去了也不会有遂心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劳累和侮辱罢了。如果去了没有什么遂心的事，又白劳累一场受顿侮辱回来，那是因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的缘故。人事难知，吉凶也很难预料。如果孔子有先知之明，就应该知道诸侯已经被谗臣所迷惑，是一定不会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还使自己受到侮辱，聘书和诏令到了，也应该搁置起来不去上任。君子不去做那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不做使自己受到侮辱的事。不必周游列国去答应诸侯的聘请，而自取“削迹”之辱；不应该白费力气去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而自找“绝粮”的灾祸。由此说来，孔子似乎并没有先知之明。为孔子辩护的人说：“孔子自己知道是不会被任用的，圣人忧虑的是‘道’行不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是希望能辅佐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百姓，所以才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诸侯的任用，不躲避灾祸和耻辱。由于他为的是行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遇到灾祸也不怨恨；为的是百姓而不是为了名利，所以遭受诽谤也不顾忌。”

曰：此非实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各得其所是谓孔子自知时也。何以自知？鲁、卫，天下最贤之国也。鲁、卫不能用己，则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删定《诗》《书》。以自卫反鲁言之，知行应聘时，未自知也。何则？无兆象效验，圣人无以定也。鲁、卫不能用，自知极也；鲁人获麟，自知绝也。道极命绝，兆象著明，心怀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犹病未死，祷卜使痊也，死兆未见，冀得活也。然则应聘，未见绝证，冀得用也。死兆见舍，卜还医绝，揽笔定书。以应聘周流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我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说过：“我从卫国到鲁国后，着手将《乐》进行了整理，使《雅》和《颂》各得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说孔子是了解当时的形势的。根据什么说他自己知道呢？鲁国和卫国，是天下保有礼制最完备的国家。鲁国和卫国都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国家会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鲁国作《春秋》，删改编定《诗经》《尚书》。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这件事来说，可以知道孔子周游应聘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为什么呢？没有兆象而无从察考，圣人是无法做出判断的。等到鲁、卫两国不任用自己，这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等到鲁国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先王之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己的生命也即将到达尽头，征兆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内心怀着怨恨、沮丧，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游列国，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祷占卜希望病好，因为死的征兆还没有出现，还有希望能活下去。这样说来，孔子应聘是因为没有看到彻底绝望的证据，还是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现了要死人的征兆，占卜的人回头就走，医生也拒绝治疗，孔子这才死心，拿起笔来删定《诗经》《尚书》。以孔子应聘周游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孔子曰：“游者可为纶，走者可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云风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其犹龙邪圣人知物知事，老子与龙，人、物也，所从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龙亦神，圣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气交连，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龙与老子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孔子说：“鱼类可以钓到，兽类可以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能乘着云与风上天。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圣人既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龙的活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事，孔子为什么不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龙也是神，圣人也是神，那么神有相同的行事方式，他们的精气可以互相沟通，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龙和老子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圣，隐藏骨肉之过，宜愈子骞。瞽叟与象，使舜治廪、浚井，意欲杀舜。当见杀己之情，早谏豫止，既无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为。何故使父与弟得成杀己之恶，使人闻非父弟，万世不灭？以虞舜不豫见，圣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人们对他的父母兄弟没有可非议的话。”虞舜是个大圣人，他在掩藏亲属的错误方面，应该超过闵子骞。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让他修理谷仓和淘井，打算借机杀害他。舜应当看出他们有要杀害自己的意思，应该早早地规劝他们预先防止事情的发生，已经无可奈何了，也应该躲避不去或装病不干。为什么要使他父亲和弟弟构成谋杀自己的罪名，使人们知道这件事而指责他的父亲和弟弟，以至万世之后他们的罪行还不能磨灭呢？就虞舜不能预见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三条证据。

武王不豫，周公请命，坛既设，䇲祝已毕，不知天之许己与不，乃卜三龟，三龟皆吉。如圣人先知，周公当知天已许之，无为顿复卜三龟。知圣人不以独见立法，则更请命，秘藏不见。天意难知，故卜而合兆。兆决心定，乃以从事。圣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续武王的寿命，设置祭坛，读完祝文以后，还不知道上天是否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于是就用龟甲占卜了三次，结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圣人是先知的，周公就应当知道上天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不必紧接着又用龟甲占卜三次。知道圣人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所以周公还要请求天命，并且把祝文秘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由于天意很难知道，所以三次进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来加以对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于是就根据兆象的指示去办事。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四条证据。

晏子聘于鲁，堂上不趋，晏子趋；授玉不跪，晏子跪。门人怪而问于孔子。孔子不知，问于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晓。圣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晏子出使到鲁国，使臣在朝堂上不应该小步快走，而晏子却快步走了；君王授予玉时，使臣不应该跪着接，而晏子却跪下来接了。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去请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于是就去请教晏子。晏子解释之后，孔子才明白。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五条证据。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使管叔监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也，不亦宜乎？”孟子，实事之人也，言周公之圣，处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圣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孟子回答说：“是圣人。”又问：“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武庚，后来管叔等人叛乱了。这两件事都有吗？”孟子回答说：“是有的。”又问：“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乱而仍然派他去的，还是不知道所以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问：“如此说来，圣人尚且也有过错吗？”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孟子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既说周公是圣人，又认为他处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预知管叔会叛乱的。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六条证据。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然则圣人先知也，子贡亿数中之类也。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由微见较，若揆之今睹千载，所谓智如渊海。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材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耳目非有达视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状也。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尔，何以谓神而卓绝！

孔子说：“子贡不听从天命而去经商营利，他猜测市场行情常常很准确。”孔子责备子贡善于囤积，善于估计物价涨落的时机，屡次抓住时机，所以赚了很多钱，就跟陶朱公一样富有。由此看来圣人的先知，也不过是像子贡屡次猜中行情一样。圣人也是根据一定的迹象和征兆，考察推究同类的事物，然后经过判断而得出结论。圣人见到异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称，是由于他们博学强识的缘故。圣人巧于推算，善于估计，见识广，记得多，从微小的苗头看到明显的结局，如同根据今天的事物进行推测而预见到千年以后的情况一样，这可以说是才智浩如渊海了。孔子能够看到细微而不明显的事物，思考问题透彻，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超过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超人的视力，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情况。如果圣人看得透彻看得远，听得清楚无所不闻，能与天地交谈，能跟鬼神说话，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这才能称得上是神而先知，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但是，现在圣人耳闻目见，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贤人略微高明一点罢了，怎么能说像神一样无可比拟呢？

夫圣犹贤也，人之殊者谓之圣，则圣贤差小大之称，非绝殊之名也。何以明之？

圣人跟贤人一个样，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与贤人只不过是区别才能大小的称呼，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名号。怎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问管仲曰：“与仲甫谋伐莒，未发，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少顷，当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延而上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对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欢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愁然清净者，衰绖之色；怫然充满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又莒也。臣窃虞国小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讨伐莒国，谋划好后还没有行动，国内的人却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问管仲说：“我与仲父谋划讨伐莒国，还没有开始行动，国内的人却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国内一定有圣人。”一会儿，正好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于是就派官员把他请到殿堂上，分别按宾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说：“是您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吗？”东郭牙说：“是的。”管仲说：“我没说过要讨伐莒国，你凭什么推测出我们要讨伐莒国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推测，我是私下推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讨伐莒国，你根据什么推测的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欢乐高兴，是婚庆喜事时表露出的神色；愁苦哀伤，是举办丧事时表露出的神色；非常愤怒以致气得四肢发抖，是发生战争时表露出的神色。您的口开而不闭，说的正是‘莒’字；你抬起手臂指的方向，所对着的又是莒国的方向。我私下想国家小而又不服从的诸侯，大概只有莒国吧！因此我就说要攻打莒国了。”

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别物审事矣。云“国必有圣人”者，至诚谓国必有也。东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谓东郭牙圣也。如贤与圣绝辈，管仲知时无十二圣之党，当云“国必有贤者”，无为言“圣”也。谋未发而闻于国，管仲谓“国必有圣人”，是谓圣人先知也。及见东郭牙，云“此必是已”，谓贤者圣也。东郭牙知之审，是与圣人同也。

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区别事物考察事理，他说“国内一定有圣人”，是真心诚意地说国内一定有圣人的。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就是说东郭牙是圣人。如果圣人与贤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类人，那么管仲明知当时并没有像黄帝等十二圣之类的人，他就应该说“国内一定有贤人”，不应当说是“圣人”了。谋划好的计策还没有施行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这是说圣人有先知。等到看见了东郭牙，说“一定是这个人”，是说贤人就是圣人。东郭牙对计划攻打莒国的事情了解得这样清楚，这和圣人是一样的啊。

客有见淳于髡于梁惠王者，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为言邪？”客谓髡。曰：“固也！吾前见王志在远，后见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报，王大骇曰：“嗟乎！淳于生诚圣人也？前淳于生之来，人有献龙马者，寡人未及视，会生至。后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生至。寡人虽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见惠王在远与音也，虽汤、禹之察，不能过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见，髡能知之。以髡等为圣，则髡圣人也；如以髡等非圣，则圣人之知，何以过髡之知惠王也？观色以窥心，皆有因缘以准的之。

有个宾客把淳于髡引荐给梁惠王，梁惠王一连两次接见他，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梁惠王对此很不高兴，因此责备那个宾客说：“你赞扬淳于先生，说连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他来见我，我并没有什么收获。难道我不值得跟他谈话吗？”这个宾客把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是的，我前一次见惠王时，他的心思放在远处，后一次见他时，他的心思在音乐上，我因此没有说话。”宾客把淳于髡的话原原本本地汇报给惠王，惠王听后大吃一惊，说：“哎呀！淳于先生实在是个圣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正好有人献来一匹龙马，还没来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来了。后一次他来，正好有人来献歌伎，我还没来得及听，正巧他又来了。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其他地方。”淳于髡能观察到惠王的心思在远处和音乐上，就是成汤、夏禹那样明察的人，也不能超过他。一个人的心思藏在心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淳于髡却能知道。如果把淳于髡等同于圣人，淳于髡却并不是圣人了；如果认为淳于髡不是圣人，那么所谓圣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过淳于髡对于梁惠王的了解呢？通过观察人的面部表情来探测内心的活动，都是由于有所依据才能推测得那么准确。

楚灵王会诸侯。郑子产曰：“鲁、邾、宋、卫不来。”及诸侯会，四国果不至。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且代君位。”其后尧果为御史大夫。然则四国不至，子产原其理也；赵尧之为御史大夫，方与公睹其状也。原理睹状，处著方来，有以审之也。鲁人公孙臣，孝文皇帝时，上书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后黄龙见成纪。然则公孙臣知黄龙将出，案律历以处之也。

楚灵王召集各国诸侯。郑国的子产说：“鲁、邾、宋、卫四国不会来。”等到各国诸侯聚会时，这四国果然没有到。赵尧是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你手下的赵尧将要代替你的职位。”后来，赵尧果然做了御史大夫。这样说来，四国诸侯不来参与盟会，郑子产是根据情理推断出来的；赵尧做御史大夫，方与公是通过某种迹象观察出来的。推究情理、观察状况，推断未来，都是有所依据而考察出来的。鲁人公孙臣，在文帝时上奏章给皇帝，说汉朝是土德，它的符瑞黄龙该要出现了。后来，黄龙果然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公孙臣知道黄龙将要出现，是根据乐律和历法推断出来的。

贤圣之知，事宜验矣。贤圣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术用数，或善商而巧意，非圣人空知。神怪与圣贤，殊道异路也。圣贤知不逾，故用思相出入；遭事无神怪，故名号相贸易。故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实异，质不得同；实钧，效不得殊。圣神号不等，故谓圣者不神，神者不圣。东郭牙善意，以知国情；子贡善意，以得货利。圣人之先知，子贡、东郭牙之徒也。与子贡、东郭同，则子贡、东郭之徒亦圣也。夫如是，圣贤之实同而名号殊，未必才相悬绝，智相兼倍也。

贤圣的智慧如何，通过事实应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贤圣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们的先知，是运用各种术数，或者是善于估计和巧妙地推算，并不是圣人凭空就知道的。神怪与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圣人与贤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深度不相上下；他们对待事情并没有什么神奇怪异的地方，因而圣和贤这两种名号可以相互更换。所以，贤、圣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称号；而“神”却是一种渺茫恍惚无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质也就不会一样；事物相同，表现就不会有别。圣和神的名号是不同的，所以说圣不是神，神也不是圣。东郭牙因为善于推测，所以能知道国家的内情；子贡善于估计，所以能够致富。圣人的先知，就如同子贡、东郭牙这类人的先知一样。圣人既然与子贡、东郭牙相同，那么子贡、东郭牙这类人也就是圣人了。既然如此，圣人与贤人的实质是一样的而只是名号不同罢了，他们之间才能不一定相差很远，智慧也不会成倍相差。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将者，且也。不言已圣，言且圣者，以为孔子圣未就也。夫圣若为贤矣，治行厉操，操行未立，则谓且贤。今言且圣，圣可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六十而耳顺从知天命至耳顺，学就知明，成圣之验也。未五十、六十之时，未能知天命、至耳顺也，则谓之且矣。当子贡答太宰时，殆三十、四十之时也。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子是个圣人吧？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来是上天有意让他将成为圣人，又使他这么多才多艺的。”将，就是将要的意思。子贡不说孔子已经是圣人，而说将要成为圣人，是他认为孔子当时还没有成为圣人的缘故。成为圣人和成为贤人一样，要通过修养磨炼自己的操行，操行还没有磨炼成功的时候，那只能说是将要成为贤人。现在子贡说孔子将要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是可以通过努力成就的缘故。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业，三十岁有了自己的见解，四十岁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就能辨明是非真假。”从“知天命”到“耳顺”，学习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达，这是成了圣人的证明。还没有到五十、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能“知天命”，达到“耳顺”的程度，所以子贡就称之为将要。当子贡回答太宰的问话时，大概是孔子三十、四十岁的时候吧。

魏昭王问于田诎曰：“寡人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之乎？”田诎对曰：“臣之所学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乎？”田诎曰：“未有功而知其圣者，尧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后知其圣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乎？”夫圣可学为，故田诎谓之易。如卓与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学？而为之安能成？田诎之言为易，圣未必能成；田诎之言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学”，盖其实也。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做太子的时候，听说先生有这样的议论，说‘做圣人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去做到的。”昭王问：“这么说先生是圣人吗？”田诎说：“没有做出功绩之前就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对舜的认识。等到有了功绩之后才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一般人对舜的认识。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功绩，而王就问我‘你是圣人吗？’敢问大王你也是尧一样的圣人吗？”圣人是可能通过学习做到的，所以田诎说做圣人容易。如果圣人高超卓绝与一般人大不一样，是禀受天性自然而生的，那怎么能学呢？学习做圣人又怎么能成功呢？田诎说做圣人容易，圣人未必能做成；田诎说做圣人容易，也未必是对的。但他所说的“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做到的”，这大概倒是符合实际的。

贤可学，为劳佚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子贡问于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餍，而教不倦。”子贡曰：“学不餍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谓圣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具体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已则已，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皆古之圣人也又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之者，莫不兴起，非圣而若是乎？而况而况亲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圣人”者，贤圣同类，可以共一称也。宰予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舜远矣孔子圣，宜言圣于尧、舜，而言贤者，圣贤相出入，故其名称相贸易也。

贤人、圣人可以通过学习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不同，所以贤人圣人的称号虽有区别，但在仁与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贡问孔子道：“您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但我学习不知满足，教人从不觉得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满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圣人了。”由此说来，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骞、颜渊，他们学到了圣人的各个方面，但却程度不深。”这六个人在当时，都具有做圣人的才能，有的略有圣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备了圣人之才而不够高明，然而都称他们是圣人，这说明圣人是可以经过努力学习而达到的。孟子又说：“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辅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支使，天下太平时出来做官，天下大乱时退去归隐，伯夷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支使，天下太平时可以做官，天下大乱时也可以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可以久留官场就久留，该离开就赶快离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孟子还说：“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因此，听到伯夷品性的人，贪婪的人就变得廉洁了，懦弱的人也有了坚定的志向；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就变得厚道了，心胸狭隘的人就变得宽宏大度了，他们兴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后知道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鼓舞的，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更何况亲身受到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们称为“圣人”，说明圣人、贤人同是一类人，可以共用一个称号。宰予说：“据我看孔子，要比尧、舜贤良得多。”孔子是圣人，宰予应当说“比尧、舜更圣明”，然而他说“贤”，正说明圣、贤差不多，所以圣、贤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