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性格与学风

总体而言，王充是个特立独行且充满矛盾的人，总是与环境格格不入，总是陷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之中，但却未因此消沉幻灭，反而时刻展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这种性格大大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他命运的幸与不幸。要理解这种性格，大概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他家族的任侠传统。王充的家族有着强烈的任侠传统。所谓“任侠”，简单说就是崇尚气节，时常凭借勇力或财力来扶助弱小。这种风气在汉代民间很有基础，往好里说是有正义感，喜欢见义勇为；往坏里说就是任性使气好勇斗狠，难免会闹出些违犯法纪和结怨交仇的事。至少从王充的曾祖王勇开始，这个家族为躲避仇家而多次搬迁，都是拜此风气所赐。这种风气，在王充身上也有明显地流露，这可以从其“行”和“学”两个方面看待。就其“行”来说，王充在仕途上多次因直言不讳得罪上级和同僚，遭到排挤打压；他也和父祖一样，与人结怨，为了躲避仇家而不得不迁居他处。从其“学”来看，王充身上总有一种对世俗通说的强烈对抗精神。具体说来，就是特别喜欢与人争论，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一种“抬杠”式的偏执。在《论衡》中，他往往会针对某些流行的观点加以辩证和批驳，借此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充似乎不太在意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而是着重考察它们和具体事实或陈述方式间的关系，通过指出其中的矛盾来质疑或否定。这是一种专注于争辩而不是思想分析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辩论特性。就这点来说，王充大概是受过名辩家的很多影响。不过与先秦时的名辩家习惯于专门挑选一些“钻牛角”的问题来磨炼逻辑思维，使之渐趋于细密不同，王充只是将名辩家的方法带入对自然、历史等问题的论列，便形成了他频繁使用命题、判断、推论这些普通逻辑形式的印象。这种学术风格，对于他的思想的“另类”和自成一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是王充比较低微卑贱的出身。王充“另类”的学术风格，并没有让他获得所期冀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他的出身是造成这种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充的祖上以农桑和贩卖为业，这样的出身，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没有根基。但他聪明勤奋的精神以及求学太学的经历，又让他对人生和仕途有着强烈的期待。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怀才不遇、始终居于乡曲末学的命运。从王充一生的仕宦经历看，他基本上只担任过所谓功曹、从事之类的州郡的属吏，地位低微。在罢官回家后，他的家庭也没有因其任过官职而富裕。王充晚年一再说自己“仕路隔绝，志穷无如”“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论衡·自纪篇》），虽不免有些夸大，但他长期居于小吏，生活得比较窘困却也是事实。由于出身“孤门细族”，王充在讲究门第的东汉社会难免求仕无门，但他又是对功名仕途充满强烈欲望的人，这种欲达而未达的矛盾更构成了他内心的一种切实的紧张，由此也塑造了他的学术风貌。

三是会稽地区的文化风俗的影响。王充的一生，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也许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论衡》却历经千年流传至今。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王充重逻辑、“逞机锋”的思维形式，也由于书中包含了大量新鲜独特的信息，以及不合于主流的思想观念。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涉及会稽一带地缘因素的影响。所谓地缘，是指以一定地域条件为标志，包括该地域中的文化传统、经济生活、民俗等条件的综合影响。王充是会稽上虞人，会稽的文化风俗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会稽的历史大概能追溯到大禹在此召开部落大会的传说。在春秋时期，会稽属于越国的核心区域，后来被楚国吞并，也受了不少楚文化的淹溉。越楚文化与中原不同，神话、迷信、巫术的成分很多，人们的想象比较丰富，神鬼祭祀活动也很盛行。秦统一后，会稽地区还保留着许多古老习俗。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巡，在会稽山的刻石上就特别写到要用严厉手段来匡正越地的风俗（《史记·秦始皇本纪》）。范晔也提到，东汉时会稽一带的风俗还是“多淫祀，好卜筮”（《后汉书·第五伦列传》）。这些都说明，在人们的印象里，会稽的风俗比较特殊。会稽滨海，自秦汉以来，与海上的“夷州”“亶洲”一直有贸易交通往来。这种“滨海性”给当地文化带来不小的影响，商业贸易使人们头脑更加灵活开放，而对外交流则获得了很多海内外的奇闻怪谈。因此，人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比起内陆地区要开阔，许多“异端邪说”也更容易在此保存和传播。王充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多与中原主流学术不合，与这种“滨海性”不无关联。《论衡》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或与当时通行的说法不同，或不见于传世的典籍，大概不少也是来自会稽地区流传的“鄙里怪诞”之说吧。除去青年时代求学洛阳外，王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会稽，这种身处乡曲，沉沦下僚的境地，使他没机会接触政治中心，更远离了学术中心。不过正是这种距离，让他的思想未受到时代政治与伦理观念的思维惯性的束缚，保持了很强的个性，以至于其知识体系和问题意识都显示出与主流学术完全不同的面貌。自汉末以来，学者之所以会将《论衡》视作“异书”而竞相传读，其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