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

思想要旨

首先说他的认识论。王充写《论衡》志在批驳虚妄之论，他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抱着怀疑或反对态度，而要检验这些学说的“是”与“非”，则需要对它们加以证实或证伪。为此，王充对认知做了“耳目”与“心意”的区别。他认为，一切真知都应以感性经验和见闻为基础，知识的获取首先要依靠于耳、目等感官才可以实现。但他又强调，人们往往会因为感官的错觉造成误解，所以仅凭“耳目”远不足以把握真实。由“耳目”等直接经验得来的认识，必须经过思维即“心意”的加工，才能变成确实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篇》），这是一种根据感觉经验对认识内容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求得确实性和普遍性的过程。不过，在王充看来，仅有思维的综合判断也是不够的，必须用已知的事实或实际效果去进行检验和论证，才能成为“实诚”的真知。王充将这种检验称为“效验”。简单说来，“效验”是一个认识过程，又是一个检验过程，王充将其概括为“考之以心”和“效之以事”（《论衡·对作篇》）两个方面。“效之以事”是依据已知事实做出判断，“考之以心”是“以心意议”“以心原物”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所以，“效验”包括了事实证明和逻辑证明两个部分，一是由实际效果来界定，即是否有用或有效；一是以命题与命题的关系来界定，即是否符合逻辑。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便是借用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逻辑推导系统和实验系统，将二者结合起来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相比较，王充所说的“考之以心”与“效之以事”和这种科学方法就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他被后世称为中国早期的科学思想家，原因也在于此。

再来说王充的自然论。王充吸收融合战国以来“气”的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提出了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和地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元气是构成这个实体和万物的物质基础。元气虽形态各异，但本质相同，都是自然的存在形式。宇宙的本体是元气，由元气产生阴阳，再由阴阳二气的对流激荡而化生万物。元气化生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自生”的，元气之上并没有一个有意志的造物主。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带有很多道家思想的印迹，也深受西汉以来的天文学发展的影响。西汉的天文学已经形成体系，分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在上像伞盖，地在下像棋盘。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像鸡蛋黄。宣夜说认为天体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为元气构成。王充的宇宙观接近盖天说，同时也吸收了宣夜说的一些观点。

基于这样的自然论，王充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思想提出过许多尖锐的批评。自西汉初年起，许多儒生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深信不疑，用它解释一切和宇宙及人类相关的事。其中又杂糅了不少阴阳五行的学说，把天与人的“相应”当作一种本性上的关联，以图在自然变化中找到社会事变和人事祸福的对应联系。这种理论曾对汉代政治起过巨大作用，也是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想。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当人（主要是君主）的行为失当后，天会以“灾异”予以警示或惩罚。王充认为既然元气是宇宙原始的物质基础，那天就是无感觉、无意识的客观物质实体，天人之间就不存在相感相应。由此，他驳斥儒生所提倡的“灾异论”，指出其所依据的天时寒温、水旱灾害等，都是自然变化的现象，与人事无关。同时，王充也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圣王之德能招致凤凰、麒麟等符瑞的说法，认为这种宣扬帝王受命的“符瑞说”，只不过是神道设教，是为了宣扬古代圣王而虚构的。虽然王充在《论衡》里对“灾异论”“符瑞说”等频频发出质疑，但有时他却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比如，对他所处汉章帝时期的“瑞应奇诡”，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极尽吹捧的能事，借此大发颂扬汉德之论。一面极力反对灾异，一面又屡言汉家瑞应，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两种态度，大概只能从他希望通过称颂本朝来求取仕途显达的动机来解释了。汉儒说灾异，虽不乏荒唐迷信，却是希望依靠灾异来限制皇权，王充要称颂本朝，就得反对它。相反，汉家的瑞应是对本朝皇帝的奖颂与赞美，王充要表达忠诚，就得宣扬它。这样的精神分裂，在古今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此外，王充对于“天人感应”的缔造者董仲舒，也没有表示反感，反而给予最高的赞誉。所以，王充并非全然反对“天人感应”，他只是反对由此衍生出的那种善恶福报的流俗哲学。这就与他对于人性和命运的看法有关了。

王充在《论衡》中也论及人性。他对于人性的讨论方式比较新颖，就是先叙述自古以来各种讨论人性的学说，然后再加以评判，以树立自己的见解。王充认为，人和物一样，都由元气构成。禀受元气的多少、厚薄不同，既决定了人和物的不同，也造成了人的贤能或愚钝之差别。如同天生的土地各有肥沃和贫瘠一样，人的本性因其秉承元气的不同而有善、善恶相混和恶三种。虽然这种分析未算得高明，但他的讨论方式，却和现在学术研究文献综述的方法有近似之处。王充认为人生的幸与不幸、遇与不遇都与命有关。他把命分为“正命”“随命”“遭命”三种，几乎包含了人生际遇的所有可能，而他更是将偶然性作为修正之前学者提倡的宿命论为必然性的手段。概括地说，王充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的行为道德、才智能力的高低与贫富贵贱、穷达寿夭并无对应关系，前者由人的“才性”决定，后者则由“命”来管辖。“才性”与“命”二者分殊，并无因果必然联系。人生的显达固可依才性而求之，但根本上还要靠“命”的定数来决定，这就否定了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得所遇间的因果关系，将它当成一种偶然的结果。王充的命定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彻底，也最招非议。这种命定论既不是一种不可知的论断，也不是始于反神学目的论而终于神秘主义的宿命论，而是对命运的一种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很大程度来自王充自身遭际的乖舛。